宋仁宗的庆历新政，败给了谁
电视剧《清平乐》的热播 ， 让宋朝再度备受瞩目 。 而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一书一直被视为理解宋代政治史的必读佳作 。
所谓“祖宗之法”指的是赵宋王朝自建国伊始为谋求长治久安而创制的一系列制度法规 ， 宋太祖和宋太宗有鉴于唐末五代的纷乱教训 ， 从“防微杜渐”的角度 ， 积极开展制度建设 ， 确立了“祖宗之法”的规模 。 此后 ， “祖宗之法”便逐渐成为赵宋的“家法” ， 成为后继帝王和臣子都需时刻遵守的治国方略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祖宗之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 宋代崇文抑武、鼓励士大夫参政议政 ， 客观上塑造了这一时期宽松和开明的政治氛围 ， 宋代也由此成为后世士大夫始终追慕不已的“盛世” 。 然而 ， 必须要看到“祖宗之法”本身所蕴含的谋求稳定、不事更革的思想基调 ， 使其日益走向僵化保守 。 到了宋仁宗统治时期 ， 北宋国内所累积的各种问题已无法通过“祖宗之法”求得解决 。 于是 ，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在济世精神的感召之下 ， 发起“庆历新政” ， 试图推行若干新的政治主张 ， 革除积弊、振兴国家 。以下内容节选自《祖宗之法》的第六章 ， 由于“祖宗之法”在仁宗朝已完全走向神化 ， 成为无从置喙的圣训宝典 ， 竟出现了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需要借着援引“祖宗之法”来宣扬自身合理性的奇怪现象 ，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祖宗之法”作为宋代立国的基石 ， 在维持了赵宋王朝政局稳定的同时 ， 如何阻遏了顺应时代的有效变革 ， 而庆历新政失败所暴露出的上述矛盾也为此后王安石熙宁变法引起的巨大喧嚣埋下了伏笔 。
宋代较为开放的时代氛围 ， 无疑鼓励了士大夫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 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时局与世风的趋向 。 这种局面的出现 ， 一方面由于统治者政策上鼓励敞开言路 ， 不罪言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与济世精神的复振 ， 使得士大夫们的批判意识、参预意识空前高涨 ， 蔚为渗透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层面的时代风气 。仁宗中期 ， 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 ， “每感激论天下事 ， 奋不顾身， 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 。 作为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比较全面的综合型人才 ， 他们学术上“是非自相攻 ， 去取在勇断” ， 政治上“开口揽时事 ， 议论争煌煌” 。 他们以天下为胸怀 ， 以“天道”“公议”的旗帜 ， 作为凝聚自身的号召、制约君主的力量 。 他们一方面自本朝的政治实践中汲取思想资源 ， 一方面也积极建树当时社会所需要的理性价值体系 。庆历（1041-1048）初期 ， 国家面临空前的内外压力 ， 财政、吏治、军备问题及各类社会矛盾愈益突出 ， 引起强烈关注 。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抨击积弊 ， 力倡新政 。 在日渐高涨的改革呼声中 ， 庆历三年秋 ， 范仲淹进《答手诏条陈十事》 ， 指出“穷则变 ， 变则通 ， 通则久”；批评国家“纲纪制度日削月侵” ， “不可不更张以救之” 。 他开宗明义地提出“端本澄源”的原则 ， 即“约前代帝王之道 ， 求今朝祖宗之烈” ， “庶几法制有立 ， 纲纪再振” ， 而这一奏章 ， 即成为“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同年秋 ， 新政的另一主持者、枢密副使富弼上章《乞编类三朝故典》 ， 其中强调“法制既立 ， 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也” 。 而他所说的“法制” ， 也是指祖宗之“成宪” ， 他认为 ， “守基图救祸乱之本” 。 即“振颓纲、除弊法”的可行办法 ， 是搜讨三朝典故及诸司文字 ， 分门类聚 ， 编成一书 ， “置在两府 ， 俾为模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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