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庆历新政，败给了谁( 二 )
▲范仲淹与仁宗对谈这些批评时政的士大夫 ， 所揭举的改革旗帜 ， 是弘扬祖宗创立的“纪纲”、“成宪” ， 是复振祖宗之法 。 他们的主张着眼于振兴法制 ， 寄寓着对政治清明的憧憬；其中所传达的 ， 不是因循保守的倾向 ， 而是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 ， 以及要求整饬、要求有为的迫切愿望 。意识到“革弊于久安 ， 非朝夕可能” ， 新政的倡行者们 ， 在变革的启动阶段 ， 是比较谨慎小心的 。 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入朝之初 ， 主要精力用于对付西北边患 。 庆历三年八月丁未 ， 范仲淹被用为参知政事 ， 富弼任枢密副使 ， 二十天后 ， 仁宗开天章阁 ， 仍是问御边大略；其间再颁手诏催促：“今来用韩琦、范仲淹、富弼 ， 皆是中外之望 ， 不次拔擢 。 韩琦暂往陕西 ， 范仲淹、富弼皆在两地 ， 所宜尽心为国家 ， 诸事建明不得顾避 。 兼章得象等同心忧国 ， 足得商量 。 如有当世急务可以施行者 ， 并须条列闻奏 ， 副朕拔擢之意 。 ”并于天章阁召对 ， 赐坐 ， 给笔札 ， 使条陈当世急务于前 。 这样“迟回近及一月” ， 才有了范仲淹等人的奏陈 。 欧阳修将这种“迟回”解释为范仲淹等人的“避权” ， 庆历五年二月 ， 他在新政退场时愤愤不平地上疏 ， “小人欲害忠贤必指为朋党” ， 其中说及新政发动时的情形：“仲淹深练世事 ， 必知凡事难遽更张 ， 故其所陈 ， 志在远大而多若迂缓 ， 但欲渐而行之以久 ， 冀皆有效 。 弼性虽锐 ， 然亦不敢自出意见 ， 但举祖宗故事 ， 请陛下择而行之 。 ”
▲刘钧饰演范仲淹（电视剧《清平乐》）显然 ， 在涉及根本性问题 ， 涉及君臣关系的方面 ， 范、富等人相当慎重 。 而这种时候 ， 针对时政需要“举祖宗故事” ， 则成为可行的手段 。对于新政派而言 ， 多层面的祖宗法具有多重的意义：不仅是新政派复振纲纪的楷模 ， 也是他们主观上保护自己的屏障 。 庆历三年盗起淮南 ， 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 ， 厚赂使去 。 事闻 ， 富弼议诛之 ， 范仲淹欲宥之 。 面对富弼“举法而多方沮之”的责备 ， 范仲淹语意深长地“密告之曰”：“祖宗以来 ， 未尝轻杀臣下 ， 此盛德之事 ， 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 ， 同僚之间 ， 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 。 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 ， 他日手滑 ， 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 ”此事后来令富弼感慨万端 ， 以至于称“范六丈 ， 圣人也” 。从现象上看 ， 庆历新政的支持、反对双方并未就“祖宗之法”正面展开冲突；新政是由于触犯了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 ， 受到诬谤而失败的 。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 ， 庆历四年六月壬子条中记载道：“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召还倚以为治 。 中外想望其功业 ， 而仲淹亦感激眷遇 ， 以天下为己任 ， 遂与富弼日夜谋虑 ， 兴致太平 。 然规模阔大 ， 论者以为难行 。 及按察使多所举劾 ， 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 ， 磨勘法密 ， 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 ， 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 ”当时 ， 被认为“深厚有容”的宰相章得象 ， 虽被委以与范仲淹等共同“经画当世急务”的重任 ， 史称其“依违众议” ， “无所建明” ， 事实上乐观新政之败 ， 甚至在背后组织抨击；二府的执政贾昌期、陈执中 ， 御史中丞王拱辰等 ， 都对新政持否定态度 。 监察御史刘元瑜、右正言钱明逸等 ， 对于新政主持者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多挟朋党”“欺罔擅权” ， 二是“更张纲纪 ， 纷扰国经”（例如考课法、任子法、磨勘法等） 。 而他们针对新政提出的主张 ， 是望“酌祖宗旧规 ， 别定可行之制” 。
▲官员上朝双方为论证自身意见的合理性 ， 皆标榜“祖宗之法”以为依据 ， 而他们所阐述、所宣扬的祖宗之法 ， 关键迥然不同 。 一派力量要求更张变通 ， 以期再振祖宗纲纪；另一派则强调成规旧制的稳定 ， 反对纷纭生事 。赵宋的“祖宗之法”受到尊崇并且愈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 ， 是在仁宗时期 。 “祖宗之法”提法的出现 ， 并不意味着在当时对其含义有着一致的认识；相反 ， 正是由于这个提法一方面倾向鲜明、一方面内涵外延含混 ， 因而使它更易于为当时的士大夫普遍接受并援引利用 。透过表象的纷繁 ， 我们看到 ， “祖宗之法”的出发点着眼于防范弊端 ， 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以“召和气”为念 ， 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变更的代价 。 基于这一立意 ， 它要求充分贯彻维系、制约的原则 ， 允许一定限度内的调整与“革弊” ， 但戒惕抵斥强烈的冲击 。 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济 ， 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 ， 他们对于政策法规的锐意更革 ， 无不冲击着长期以来固守现状的循默政风 ， 进而触动了帝王意识深处对于高级官僚中形成集团势力、对于朝野间掀起政治波澜的警惕 。仁宗朝 ， 朝政以宽松开明著称 ， 却又暴露出国家行政施为滞缓的问题 。 或许可以说 ， 这种一体两面的特点 ， 是北宋开国以来政策基调发展造就的结果 。 庆历新政的出现与夭折 ， 正与此有关 。 由于其滞缓 ， 当时士大夫“皆患法之不变”；由于其开明而“德泽深厚” ， 使这段时期成为后世士大夫心目中的“盛世”——甚至是“圣世” 。庆历之后 ， 社会上仍然涌动着变革的思潮 。 陈亮曾经说“方庆历、嘉祐 ， 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 。 嘉祐四年（1059年）三月 ， 翰林学士欧阳修针砭时弊 ， 称：“国家自数十年来 ， 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 。 及其弊也 ， 循默苟且 ， 颓惰宽弛 ， 习成风俗 ， 不以为非 ， 至于百职不修 ， 纪纲废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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