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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都市圈：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二 )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 ， 过去十年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 ， 到去年为止 ， 增速还在6%以上；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后 ， 今后十年 ， 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速 。 这样的增速明显高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 。 前段时间讨论中国经济增速 ， 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大力度刺激政策“保六” 。 如果中国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靠的是刺激政策 ， 那么发达经济体这些年空前宽松的宏观政策至少也应该将其增速提到6%以上 。 我曾经用一个例子说明宏观政策的作用 ， 假定宏观经济如同一个水深2米的泳池 ， 水面会出现波动 ， 宏观政策可以使这种波动减小 ， 但水深由2米变成1.5米或1米 ， 或者反过来 ， 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 ， 宏观政策是无能为力的 ， 这要靠结构性潜能 。
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 ， 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 。 这种结构性潜能 ， 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 ， 通俗地说 ， 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 ， 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 。 在中国高速增长期的相当长时期内 ， 高增长靠的是高投资 ， 而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 。 经济由高速转到中速 ， 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 。 转入中速增长期后 ， 需要有新的结构性潜能替代 ，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
发达经济体增长对宏观刺激政策有更多依赖 ， 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已经很少了 ， 增长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动 ， 如房子破了 ， 需要翻修；汽车老了 ， 换个新的 ， 等等 ， 靠边际更新维持经济增长 。 所以 ， 现阶段的中国经济 ， 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 ， 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 ， 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 。 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 ， 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刺激政策的地步 。 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 ， 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 ， 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 ， 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 。
今后五到十年 ， 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
进入中速增长期后 ， 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将发生很大变化 。 从空间角度看 ， 今后五到十年 ， 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 。
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特点是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内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 ， 既包括由农村进城 ， 更多的则是由其他城市转向中心城市 。 农村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结构都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历史性变迁 。 集聚效应加强、生产率提升 ， 是城市化进程的一幅画面 ， 另一幅画面则是已有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内部结构性矛盾加剧 ， 甚至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
房价高涨 ， 一些城市房价进入全球高房价前列 。 由于房价是城市的基础价格 ， 房价升高必然带高城市运营成本 ， 各类产业竞争力相应受损 。 高房价吸收了大量社会购买力 ， 脱实向虚的资源流向长期难以扭转 。
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 ， 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 。 如果上述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或有所缓解 ， 作为集聚效率最高的大型超大型城市 ， 对将要进城的农村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 ， 就腾不出多少空间了 。 事实上 ， 近些年来这样的空间正在被压缩 。
显然 ， 我们正面临着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既有城市结构性矛盾之间的冲突 。 在这种冲突的夹缝中 ， 加快建设都市圈是一个必然选项 ， 准确地说 ， 是一个逼出来的、不得不采取的选项 。
从国际经验看 ， 发达经济体在与中国目前相似阶段 ， 也出现了人口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流动的态势 ， 带动了大都市圈的逐步形成 。 有些地区 ， 若干都市圈相互连接 ， 进一步形成大经济区或城市群 。
所谓都市圈 ， 在空间形态上 ， 简单地说 ， 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 ， 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至70公里范围内（当然 ， 不同地理环境有较大弹性） ， 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 ， 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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