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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历程@段伟文 | 从社会技术整体论到纠缠模型( 二 )


当然 ， 这种“后建构主义”理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 由于它要求研究者不再拘泥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乃至技术的社会学领域 ， 有助于技术的社会研究与其他领域 ， 如技术的政治研究、技术的理论研究以及技术的社会后果研究的共同发展 。 其次 ， 由于社会技术整体理论同时注重技术的社会建构和社会的技术建构 ， 将使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这一纯学术观点更容易运用于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 例如 ， 在有关技术转移的战略研究中 ， 可利用技术建构和社会建构等事项对移植过程中的社会和技术因素作整合性分析 ， 并制定出具有社会文化及技术总体适应性的新的技术及社会建构方案 。
超越相对主义的纠缠模型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 ， 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等主张将更多的情境因素纳入其中 ， 试图更好地解释“为什么A实际上会以这种方式出现” 。 这种方法的整体论意味主要体现在层层递进的三个方面：（1）它通过引进更多的要素（如相关社会群体）使A（科学知识、技术等）在一个要素网络整体中获得更大的解释的灵活性；（2）这些要素具有异质性 ， A被置于社会、政治、心理、经济、技能、职责、偏见等与其不同质的要素网络之中 ， 这使得A不再按照自身的惯性、动力和轨迹运行 ， 不再仅仅陷入自我解释的循环 ， 而获得了改变形态和方向的可能性；（3）与A相关的异质性要素整体中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得到了动态考察 ， 这使得A的形态成为一个过程量 ， 偶然性由此进入其中 。
这种建构论的解释往往因为对不充分决定的强调而带有较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 。 如技术建构论者比克（W. E. Bijker）和劳（J. Law）曾宣称 ， “它们有可能是别的样子：我们对技术的兴趣和关心的关键即在于此” 。 建构论的后续发展形态即所谓后SSK ， 如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和凸显科学实践的科学与技术研究 ， 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相对主义 。 这些理论汲取了新实用主义、实验哲学、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技术现象学等相关研究的成果 ， 将理论与实验、对象与工具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 科学与技术也因此被称为具有整体性的“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 。 显然 ， 技术化科学这个词的内涵不仅仅意味着庸常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化或技术科学化 ， 而是一种象征（token）——对其所在的整体的标识 。 在ANT看来 ， 技术化科学的活动是构造更大的网络——一种由人和非人的行动者构成的异质性网络 。
为了摆脱相对主义的困扰 ， 后SSK的整体论策略从对不充分决定性的强调转向对现实稳定机制的关注 。 实验室研究将杜恒—蒯因论点涉及的确证整体的范围拓展到实验仪器 ， 使理论与实验通过调整而获得彼此匹配和相互辩护 ， 稳定的实验室科学由此得到解释 。 与这种凸显实践的唯物主义类似 ， ANT倡导一种关系的唯物主义 ， 以展示技术化科学如何对物质力量进行形式转换 ， 如何构造人与非人的相互作用 。 尤为突出的是 ， 行动者网络建构的产物不仅仅包括技术化科学 ， 还涵盖包括社会群体在内的社会世界和物质世界 ， 涉及的人和非人要素都以平权的关系术语加以对待 。 由于网络作为一个整体互相并置 ， 要理解网络的成败 ， 必须研究整个网络 ， 这使得对技术化科学的“生态学”思考成为可能——技术人工物或科学事实的“生态位”是多维产物 。
在ANT的基础上 ， 拉图尔认为 ， 一旦放弃主客二分对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分配 ， 人—非人就不再是一种力量的较量 ， 而是一方的主动性越多 ， 另一方的主动性也越多 。 其结果是 ， 在行动者网络中 ， 越建构越真实 。 同时 ， 拉图尔指出世界并未出现过现代性的主客二分 ， 世界文明演进所遵循的并非进步史观而应是他主张的纠缠（entanglement）模型：随着文明的推移 ， 是越来越多的纠缠而不是与日俱增的自由 ， 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从较少的纠缠发展到更大规模且更深入的纠缠 ， 我们走向的世界是一个纳入了越来越多事物 ， 并因而日渐增加多样性的集体 。 显然 ， 这是一种具有超对称性的整体论的历史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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