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刘耘华 | 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建构( 七 )
窃以为 ， 在克服框架模式“比较”的“非客观性”方面 ， 朱利安的“vis-à-vis”构想比“折叠式地平线”的内容更清晰 ， 且更具说服力 。 其方法论旨趣与利科(Paul Ric?ur ， 1913—2005)之“解释的冲突”较为接近 ， 后者之要义在于：其一 ， 现象学的“纯粹意识” ， 与笛卡尔的“我思”(“我”=“意识”)一样 ， 是空洞的虚假意识 ， 若非经由“他者的迂回” ， “我”便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认识——仅凭自身 ， 无法认识自身；其二 ， 所谓“他者的迂回” ， 主要是指认知的过程要始终伴随着各种相互竞争性的解释 ， 特别是处于“最极端的对立”之中的解释 ， 因为这种对立“提供了最遥远的思想间距” ， “制造了最强烈的张力” 。 这些相互竞争的解释同等有效 ， 因此必然是相互“冲突的” ， 然而正因彼此冲突 ， 各种解释具有不可化约的多元性 ， 才造成了解释的“孕育性”“生产性”和“创造性” 。 后者恰恰是朱利安所反复三致意之方法奥义 ， 不过 ， 对此他并非完全移植或简单照搬 ， 而是赋予其“vis-à-vis”以独特内涵 。 此择其要义概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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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
其一 ， “不比较” 。 比较文学视域下的“比较”(comparison) ， 是指跨越民族、语言、文化的界限来考察同类文学现象之同异关系的思维方法 。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展 ， 比较文学界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一方面对于单一文明系统的“经典之外文学作品的兴趣在急剧增长” ， 另一方面 ， 由于各种“精英理论”(high theory)的轮番上场 ， 应用不同理论模式来开展平行研究层面的“比较主义”(comparatism)成为不少学者所青睐的方式 。 这些回应 ， 造成了现代比较文学领域内最大的范式转移(shifts of paradigms) ， 可以说意义非凡 。 但是如上所述 ， 不管采取何种理论立场 ， “比较主义”都难以避免框架模式对于意义解读的“非客观性” ， 而且朱利安认为 ， 这种以“比较”为中心的“比较主义”常常限于异同罗列 ， 此时“自我”与“他者”在精神的层面上还只是彼此外在、互不相干的 ， 因此难以产生“孕育性的结果” 。 要超越这种“比较” ， 就只有放弃“比较” ， 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变成内生性的、同属于一个空间整体的互动关系 。
其二 ， “他者”对于“自我”的内在意义 ， 不单单是一种“否定性的迂回” 。 利科所云“他者的迂回” ， 是指“自我”须经由“他者”的否定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 这是一场“战斗”) ， 才能得到真正的存在“确认”(肯定) ， 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中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生存本能”(爱欲)与“死亡本能(破坏癖)”等等 ， 就是这种关系 。 经由“他者”的“否定性迂回” ， 抽象空洞的“我”“他”关系才会获得具体化的血肉生命 ， 原本彼此“外在的”关系便进入相互“内在的”联系之中 ， 而更高阶段的“辩证解读”通过重新包含并复现了低级阶段加以排斥的对立面而“从根本上反驳了(外在关系的)机械论” 。 (很显然 ， 这里有黑格尔辩证法的浓重影子)朱利安所提倡的“vis-à-vis” ， 则是指以“间距”(écart)为前提的一种精神互动的空间 。 这个空间 ， 意在令自我与他者相互“聚拢” ， 而非使彼此“疏远”(即陷于各种充满偏见与对抗的二元关系之中) 。 在这里 ， 朱利安把被利科所批判的空洞“纯粹意识”置换为欧洲的文化“自我” ， 这个“自我”倘若未经过“他者的迂回” ， 也一样无法真正认识并超越自身(即 ， 使自身“重新范畴化”)；而所谓“他者的迂回” ， 在他看来 ， 就是指必须、也只能经由“中国”的“绕道而行”(détour) ， 欧洲才能找到真正的“回家之路”(精神的再次升华) 。 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可理解性”(intèlligibilitès) ， 尽管与欧洲截然不同 ， 但是它同样具有有效的逻辑自洽性(cohérence ， 通常译为“连贯性”“一致性”) 。 由于彼此截然不同 ， 因此中西各自的可理解性必然是相互“冲突”且不可彼此化约的 ， 且势必造成解释之间的相互“孕育性”(fécondité)、“生产性”(productivité)和“创造性”(créativité) 。 这种“自我”与“他者”构成的“vis-à-vis” ， 是一种既内在(internal)又外在(external)、既否定又肯定、既“远”又“近”的张力性空间 ， 其工作机制类似于《易传·系辞上》所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 而非黑格尔式的“否定之否定” ， 前者主张 ， “否定”是在事物整体之中起作用的、不能被排除的、内在构成性因素(正如阴之于阳、“中国”之于“欧洲”) ， 它既是“恶” ， 也是“善”；后者认为“肯定”与“否定”的“战斗”是通过征服甚至毁灭来进行确认的 ， “否定”虽然在整体之中起作用 ， 但是终究可以被“正义”(经过了基督教的“神义化”)战胜并予以消除(能够被排除、因而终究是一种外在的因素) ， 它是纯粹的“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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