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刘耘华 | 远程阅读时代诗学对话的方法论建构( 六 )


为生活世界中的诗学辩护并非本文宗旨 , 笔者也无意在此对诗学方法论与世界观的蕴涵及其相互关系作深入研讨 , 而是希望借此来探索在“远程阅读时代”如何构建使不同诗学彼此激发、共同创生的精神空间 。 这一空间的性质 , 更多地是一种功能性的“工作平台” , 而非一堆具有约束力的公共原则或伦理规范 。
借助网络技术 , “远程阅读”已将不同的诗学置于“面对面”(vis-à-vis/face to face)的境遇之中 。 在此境遇之中 ,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如何重新思考和探索新的阅读伦理?要回答这些问题 , 似应首先回答何为“诗学自我”以及“诗学自我”之不断生长与超越的机制何在 。 笔者认为可以这样回答:“诗学自我”是指以某一特定民族语言为纽带所凝聚起来的文学艺术理论话语;不同民族语言的诗学彼此互为“他者” 。 对于“诗学自我”的认知 , 无疑是以“诗学他者”为前提(按:下文直接以“自我”与“他者”来分别表述二词) , 但是 , 它的生长与超越是否同样无法离开“他者”?换言之 , “自我”的生长与超越可以纯粹是“自我本身的运动”吗?“自我”可以通过从自己内部分裂出来的“他者”(Anderen , 黑格尔)或“非我”(N-I , 费希特)之“否定”来实现自我扬弃吗?
关于这些问题 , 我们可能会很快联想到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 , 1772—1801)的名言:“哲学乃本质上的还乡 , 一种到处寻找存在家园的冲动 。 ”这个“家园” , 对古典时代的西方哲人来说是上帝所创造并保证的无限和谐的世界(天堂) , 即真正的“存在”(真理、本质)之所 。 所谓“还乡” , 是暂存的、偶然的、失家的个体“我”向永恒之“我”(与真理融为一体)的上升与回归 , 只有当个体“我”的自私利己被“死亡”完全终结 , “回家”才是可能的 。 不过很显然 , 无论黑格尔或费希特的“他者”“非我” , 抑或诺瓦利斯之乡愁满怀的离乡“个我” , 其实都只是西方“自我”的自我设想和自我表征而已:这种“诗学自我”的生长和超越 , 并非真正的、脱胎换骨式的转型(transformation) 。
为了将讨论引向深入 , 我再征引一段海德格尔的话:
一个历史性民族的禀性 , 惟当它成为民族之历史的历史性因素时 , 才真正是本性 , 亦即本质基础 。 为此 , 民族的历史必须处于其本己之物中 , 并且在其中栖居 。
把人的栖居建立在一种诗意地栖居的诗意创作的灵魂 , 本身就必然先行诗意地创作之际居于本质的法则之中 。 本来诗人们的诗人世界的这一法则 , 乃是由他们建立的历史的基本法则 。 历史之历史性的本质在于向本己之物的返回 , 这种返回 , 惟有作为向异乡的行驶才可能是返回 。
诗意创作的男人们已经更坚决地远离故乡 。 船夫们必须还要勇敢地处身于遗忘之中 。 但是他们在对故乡的最大远离中不是更亲近于本己之物么?在印度这个地方 , 他们不是到这由向殖民地的出游到向源泉的返回的转折点了么?
遥远之物中最遥远的 , 乃是双亲之来源的原初性 。 在印度 , 就是那种从异己之物到家乡之物的漫游的转折位置 。 向那里的航行(那里发生着向“日耳曼尼亚”的转折) , 把那种向异乡的出游带到它的关键位置 。
上述引言的核心观点是:所谓“诗意栖居” , 即栖居于本质的法则之中 , 成为历史中民族的历史性因素 。 但是 , 要真正进入诗意栖居 , 必须先经历异乡的航行 , 即“勇敢地处身于(对故乡的)遗忘之中” , 进入“对故乡的最大远离”状态 。 海德格尔在此找到的距离日耳曼尼亚最远的地方是“印度” 。 经由印度“他者”的迂回 , 日耳曼尼亚人就能找到并回归自身的“源泉”——“双亲之来源的原初性” 。
与黑格尔、费希特、诺瓦利斯不同的是 , 通过对荷尔德林诗的解读 , 海氏把“他者”的问题引入到跨民族、跨文化的界面 。 但是 , 法国学者朱利安(Fran?ois Jullian)认为 , 不仅黑格尔等人的“他者”不是“真他者” , 而且印度也不是 , 因为印度很早就与欧洲的历史传统纠缠在一起 , 已远非欧洲视域下最遥远的地平线 。 他坚信 , 从未与欧洲相互纠缠的“中国” , 才是欧洲的真正“他者” 。 朱利安小心翼翼地摆放着“中国” , 以免再度落入东方主义的无意识陷阱 。 换言之 , 他借助“拒绝比较”的立场 , 让自己摆脱比较研究总是无法避开的“立场”“框架”和“视角”等产生的“非客观性”问题 。 他说 , “比较”是什么?不过就是求同或求异罢了 , 缺乏“建构” , 是一种“没有结果的研究活动” 。 他说的没有“结果” , 是指不能孕育或创造新的“作品”(poiesis) 。 美国学者埃里克·哈约特也反思过“比较”或“比较主义”问题 , 在《消失的地平线:中西比较的难题》一文中 , 他指出任何比较均受制于特定的框架模式 , 就目前而论 , 这些模式大都是由西方提供并主导的 。 他围绕“modernity”(现代性)、“metaphor”(隐喻)、“authenticity”(真实性/可靠性)等问题做出阐述 , 意识到“以何种范畴”来诠释中西“差异”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难题 。 这是说 , 对于同异关系的认定 , 往往取决于先在的、有偏向的某种立场、观点或框架、视角 。 为了克服这一困难 , 哈约特期望主导并规划着“比较”之过程与方向的“单一地平线”逐渐消失 , 并以不同文化相互渗透、交融而形成的新的折叠式地平线(folded horizons)来取而代之 。 从这样的新的起点出发 , “比较”将是双向的、互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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