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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民 | 四十多岁了，她还想考证来改变命运

《大国小民》第1085期本文系网易“大国小民”栏目出品大国小民 | 四十多岁了，她还想考证来改变命运
大国小民 | 四十多岁了，她还想考证来改变命运
12019年11月30日下午 ， 我收到李秀玲的微信：“没通过 ， 差2分 。 ”短短几个字 ， 看似很平静 ， 却难掩失落 。我也替她惋惜：“怎么就这么寸呢？哪儿不能多这2分？”“运气不好呗 。 ”隔着屏幕 ， 我都能听到她叹气声 。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司法考试了 。 2016年 ， 她第一次参加考试 ， 差9分；第二年又考 ， 差35分 。 2018年 ， 司法考试改革 ， 变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 李秀玲因故没参加 ， 等准备来年再战时 ， 发现考试规则变了：由原来的考一次改为考两次 ， 第一次客观题考试通过后 ， 才有资格参加1个月后的主观题考试 。“这样也算是增加了难度 ， 以前同时考 ， 两者还能平均一下 ， 就算客观题分数略低 ， 两科综合起来也就能考过 。 规则改了后 ， 必须两次考试都过线才行 。 ”她那时给我介绍说 。为此 ， 2019年5月份 ， 她从我们小食品厂的行政岗辞职 ， 专心在家复习 ， 准备10月、11月的两次考试 。10月份 ， 客观题考试结果出来 ， 她超了17分 ，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司考’是号称最难的考试啊 。 ”她希望后面的主观题考试也能顺利通过 ， 那样就能拿到资格证 ， 然后去律所实习、当律师 ， “律师体面 ， 收入也很高 ， 就不用在底层打工了”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 她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我这一生 ， 除了考‘国库’那次比较顺 ， 其它的事都比较坎坷 。 ”她又一条信息说 。我只能无力地安慰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 这也没有什么损失 ， 还多学知识了 。 ”我想 ， 早知这样 ， 还不如不辞职呢 。 她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 儿子正上大学 ， 丈夫也早已下岗打工 ， 如今考试没有如期通过 ， 再找合适的工作也不易 ， 真替她担忧 。2李秀玲说的那次“国库”考试是在2001年夏天 。 当时 ， 我和她分别从粮食局下属的饲料厂站和粮站 ， 通过考试到了一个新成立的国家粮食储备库（仍然隶属于地方粮食局） 。那时候 ， 粮食系统的单位已经不景气了 ， 除了粮食局办公室是事业编 ， 其余的镇粮站、油厂、面粉厂、饲料厂等均属于企业 ， 需自负盈亏 。 听说新成立的“国库”是财政全额拨款 ， 很多人想托关系挤进去 。 可能是想走后门的人太多 ， 加上当时搞反腐倡廉 ， 领导决定通过考试公平竞争 。 最后 ， 考上的大多都是大、中专毕业生 ， 也有少数退伍军人 。2002年元月 ， 我们正式入职新单位 。 报到那天 ， 我们三十来个人来到粮食局办公大楼下排着齐整长队 ， 每个人都喜形于色 ， 以为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 ， 一辈子旱涝保收了 。入职的人大多三十来岁 ， 我留意到其中有个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 一米六出头 ， 扎着简单的马尾 ， 笑得最是开心 。 她就是李秀玲 ， 儿子刚满周岁 ， 丈夫是原来粮站的会计 。没几日 ， 她带儿子来单位 ， 我们逗孩子玩 ， 得知孩子的姓名后 ， 都很奇：“你姓李 ， 你丈夫姓张 ， 怎么你儿子却姓丁呢？”“我实际上也不姓李 ， 本来姓葛；我丈夫也不姓张 ， 他本来姓丁 。 ”她笑着说 ， “我们都是顶别人的学籍考试的 。 ”那时候 ， 考上中专 ， 分配一个稳定的工作 ， 是多数农村上学的孩子和家长的理想 。 读高中考大学 ， 不仅要多花几年时间 ， 考上大学的希望更加渺茫——当然 ， 那时中专也不是说考就能考上的 ， 好多人都得复读几年 ， 考几次才行 。我比李秀玲大十来岁 ， 上学时不管初中、高中 ， 想复读几年都跟应届生一样考试 。 而她读书那几年 ， 针对复读的初中毕业生 ， 教育部门曾出台过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只许复读一年 ， 以后就不允许复读了 。 最严的一年 ， 复读生中考的分数线要比应届生高出100分才能被中专录取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很多复习生都顶着退学的人的学籍 ， 装成应届生考试 。 还有人已经上初三 ， 又从初一重新报一个学籍 。 ”1992年 ， 李秀玲第一次参加中考 ， 全校没一个考上中专的 。 第二年复读 ， 遇到学籍制度最严那年 ， 自然又没考上 。 第三年 ， 老师给她找到一个相貌差不多的退学女生 ， “我就顶着这个叫李秀玲的应届女生的学籍 ， 考上了粮校 ， 从此就成了李秀玲 。 ”“怎么会有那么多退学的人可以比对相片？”我们好奇地问 。她介绍说：“我们那里比较偏僻 ， 读到初三的女生很少 ， 所以有很多退学的可以比对 ， 总有一个跟你照片比较像的 。 老师也乐于给你找 ， 考上了也是老师和学校的荣誉 。 那些年 ， 冒用别人的学籍考试 ， 大家都不觉得有啥 。 ”“你父母还不错 ， 没有重男轻女让你退学 。 ”她说 ， 她父亲曾是土医生 ， 家里原本条件不错 ， 但因一次变故 ， 父亲受了刺激得上精神病无法行医 。 她是老幺 ， 当时才一两岁 ， 上面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在念小学 。 二哥尤其聪明 ， 但因家里困难交不上学费被老师罚站 ， 干脆辍学了 ， 而后又因家里需要人做农活 ， 母亲也将姐姐从学校硬拉了回来 。“最终 ， 只有大哥坚持读到了大专 。 等家庭条件缓和了点 ， 大哥便说服我妈让我读书 ， 后来他毕业回镇上教书 ， 靠着他的资助 ， 我才得以继续读到了初中 。 ”李秀玲没辜负大哥的期望 ， 最终考到了粮校 。 原以为往后都是坦途了 ， 没想到1997年毕业分配工作 ， 先让她吃了一记闷棍：她的派遣证到县里有关部门后 ， 按照对口分配的原则 ， 理所当然地转到粮食局 ， 然后等着分配去具体单位；她有自知之明 ， 像她这样没有背景的农村孩子 ， 不敢想自己能留在城里的单位 ， 只希望能分到老家乡镇的粮站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本以为很快就能落实的工作 ， 迟迟没动静 。 每周 ， 她都会骑着辆破旧的自行车 ， 往返五六十里来去粮食局问消息 。 在路上 ， 远远看着粮食局那座巍峨的办公大楼 ， 她感到一种威压 ， 上学时的那一点优越感丧失殆尽 ， 只剩卑微 。进了楼 ， 怯生生地敲开人事科的门 ， 小心地遣词造句 ， 问自己的工作分配进展 ， 得到往往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话：“还没研究呢 ， 回去等着吧 。 ”从7月份毕业直到第二年1月 ， 她每周去问两次 ， 夏天脸晒得黑红 ， 秋天嘴唇被风吹得皴裂 ， 冬天手冻得麻木疼痛 ， 可还是没有分配的消息 。 人家告诉她：局里领导变动 ， 一把手缺席 ， 没人拍板 ， 都没有分配呢 。她禁不住愤懑 ， 想骂人 ， 又不知该骂谁 ， 也不敢骂谁 。 有次 ， 她从楼上一步一步挨到存放自行车的车棚下 ， 一股无名火使得她猛劲把自行车踢倒在地 ， 蹲下身把头埋在两膝间无声地哭起来 。最终 ， 人事科的女科长 ， 见她频繁来问 ， 可能出于可怜 ， 让她临时来局里帮忙整理材料 。 于是 ， 从1998年2月开始 ， 她开始在局里“帮助工作” ， 住在哥哥家里 。 这时 ， 局里说没她的工资预算 ， 只能等她分配到具体单位后 ， 由那边给补上 。 她接受了这样的条件——有事做总比干等着强 。几个月后 ， 总算等来安排 ， 不出所料 ， 她被分到老家镇上的粮站工作 。 人事科长给她开了证明 ， 让粮站补发她在局里帮忙4个月的工资 。 可是粮站的领导不同意：“你在局里帮忙 ， 应该局里给你工资 。 我们只能从你来单位的时间给你算工资 。 ”她听了这个话 ， 心里凉了半截：“合着我还白干了几个月？”正在这时 ， 财务室有个小伙子小张 ， 给她出主意：“你出钱请客 ， 我给你邀请领导 ， 请他们吃个饭 ， 又有局里人事科长给你开的证明 ， 这几个月的工资应该会给的 。 ”在小张的张罗下 ， 那4个月的工资真拿到了手 。 因这个机缘 ， 一来二去 ， 小张就成了她的丈夫 。 在这个粮站上班4年后 ， 遇到“国库”考试 ， 她便从粮站考上了上来 。听她讲完 ， 我不由得感叹了一句“你这一路 ， 真不容易” 。 还开玩笑说：“好在 ， 现在我们也算有了终生保障了 。 ”李秀玲狠狠地点了点头 。3可惜 ， 事与愿违 。 工作没多久 ， 便听闻“国库没有批下来存储指标” ， 这就意味着新单位不属于财政拨款 ， 依然只能自负盈亏 。 除两个曾经有事业编的同事扼腕叹息 ， 我们其余人只得安慰自己：比此前单位好就成了 。2005年 ， 上级部门要裁员增效 ， 开始让一部分人买断下岗 。 本来还没轮到我们单位 ， 但领导积极响应号召 ， 让我们凭着自愿的原则 ， “如果愿意买断 ， 就给你规定的买断补偿 ， 从此跟单位脱离关系 ， 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人 。 如果不愿买断 ， 那就要拿出几万块作为‘集资款’” 。所谓“集资款” ， 也叫“保岗费” ， 就是一种交给单位的押金 ， 要几年后才还给职工 。 里外里二斗米 ， 一进一出就是十几万 。 权衡完利弊 ， 我就成了主动买断下岗的人员之一——倒不是交不起那几万块集资款 ， 我的想法是：我一个本科生 ， 难道还找不到一个工作？而李秀玲觉得自己上学、工作来之不易 ， 买断就彻底下岗了 ， 她不想失去这个工作 。 她刚上班没几年 ， 几个月前七拼八凑 ， 刚在县城边上从农民手里买了块宅基地 ， 盖了一幢二层小楼 ， 没钱装修 ， 毛坯房就住了进去 。 为此 ， 她和小张想尽办法借钱 ， 才交上了5万块的集资款 。可是过了几天 ， 领导又把集资款涨到8万 ， 要求第二天必须交上来 ， 否则就办买断下岗手续 。 这么短的时间 ， 上哪里弄3万块钱呢？不得已 ， 包括李秀玲在内 ， 又有几个人只能买断下岗了 。至此 ， 我们那一批同期进单位的人 ， 有一半下岗了 。不久后 ， 系统内的改革向纵深发展 ， 下面各个粮站也开始减员增效 ， 小张也从粮站买断下岗了 。孩子小 ， 夫妻双双下岗 ， 只好自谋职业 。 李秀玲在一个金店里找到个营业员的工作 ， 她一边上班 ， 一边接送孩子读幼儿园 ， 同时还参加了电大的法学专业的函授学习 ， 最终取得了函授本科学历 。 小张试着和朋友开了一个小型家具厂 ， 主要生产加工办公用的桌椅等 ， 可是干了不到一年就散伙了 。 他只好离开老婆孩子 ， 南下深圳寻找工作机会 。几经周折 ， 小张在一个监控设备厂做了会计 ， 工作稳定下来了 。 2007年 ， 李秀玲也带着6岁的儿子去投奔丈夫 。 到深圳之初 ， 她在饭店当过服务员 ， 在火锅店当过帮厨 ， 每天起早贪黑 ， 不辞辛苦 。几年后 ， 小张公司里一个熟人看到这个行业很火、老板每年都赚几百万 ， 就想拉几个人单干 。 在那个熟人的反复劝说下 ， 小张也加入了 ， 还投资了十几万 。 常言说 ， “生意好做、伙计难搁” ， 最终 ， 因为复杂的关系 ， 几人难以继续合作下去 。夫妻俩一合计 ， 在这个行业也摸爬滚打好几年了 ， 不如自己创业单干 ， “人家每年挣几百万 ， 咱们哪怕挣个几十万呢 ， 也比打工强吧？”经过多番考察 ， 2010年 ， 他们两口子开了一家小厂 ， 既当管理员又当技术员 ， 还要当组装工人和销售 ， 每天起早贪黑 ， 好歹把厂子运作起来 ， 慢慢也有了收益 。 第二年 ， 他们用挣到的钱买了一辆车 ， 方便跑业务 。 最初的两三年里 ， 虽是辛苦 ， 可他们每年的净利润也有30万 ， 比打工可好多了 。然而 ，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 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不赊销就卖不出去 。 而一旦赊销 ， 回款又是大问题 。 从2012年开始 ， 很多经销商便开始拖欠货款 ， 从几千到几万 ， 甚至十几万的都有 。 到后来 ， 欠款的商户越来越多 ， 李秀玲两口子不得不花更多精力去催要 。2014年 ， 有个经销商欠了他们几千块的货款 ， 李秀玲多次去店里催问 ， 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 。 最后一次去时 ， 居然人去楼空 。 李秀玲只好无奈地在附近的市场里瞎逛 ， 突然 ， 她看到一处新店面的招牌 ， 上面写着那个经销商的名字和电话 。李秀玲赔着笑脸迎了上去：“老板 ， 你搬家了也不告知一声 ， 我们也好给你祝贺一下啊 。 就是几千块钱的事 ， 这么长时间了 ， 您让我们跑了多少趟了？一分钱我们都没拿到 。 眼看就过年了 ， 工人要发工资 ， 怎么着 ， 这次也要给我们了吧？”那人却不耐烦地说：“你们烦不烦啊？一点钱要个不停 ， 我不是没有吗？”这下李秀玲气了：“今天你给不给？不给我就在你店门口给你宣传宣传 ， 看你还开不开张？”最终 ， 那人只给了1000块钱 。 李秀玲坚持 ， “不给完钱 ， 我就住你店里了” 。 说着 ， 气愤地坐在他的柜台上 。 那无赖居然报警 ， 说李秀玲扰乱自己的经营 。 警察来了 ， 说：“你们这是经济纠纷 ， 可以起诉 ， 但不能影响人家的正常经营 。 ”无奈 ， 李秀玲只好气愤地走了 。“起诉？谈何容易 ， 白纸黑字的欠条在这里放着 ， 他不想给你 ， 你毫无办法 ， 起诉白白花费时间精力 ， 赢了官司 ， 最终钱也要不来 ， 还多花了律师费 。 ”小张也很无奈 ， “以前也不是没起诉过 。 ”往后 ， 要账的事儿占据了夫妻俩大量的时间——没钱的 ， 不给 ， 开着豪车、住着豪宅的有钱人 ， 也不给 。 本来就艰难经营的小厂 ， 因为大量死账、赖账 ， 开始陷入困境 ， 前几年攒下来的钱也快砸完了 。4此前 ， 李秀玲的儿子在深圳读完小学 ， 考虑到将来必须回户籍地高考 ， 初中时便送回老家读书 ， 平日让婆婆看管 。 2015年 ， 儿子要读高中了 ， 婆婆告诉他们 ， 孩子大了 ， 有时放学不按时回家 ， 跑去网吧玩 ， 自己管不了 。“儿子的学习是大事 ， 不能耽误了 。 ”李秀琴跟丈夫商量 ， 自己必须回来 ， 陪儿子读高中 ， “高中3年是关键 ， 放任自流下去 ， 将来孩子的前途就毁了 。 ”近十年来 ， 县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当年的城南边缘地带已经成了“新区” ， 高楼林立 。 李秀玲一家却还住在那栋灰扑扑的二层小楼里 ， 而且还是毛坯——起初是没钱装修 ， 到后来有点钱都放入厂里做流动资金了 ， 无暇顾及其他事儿 。 见状 ， 李秀玲触景伤情 ， 想着自己年已四十 ， 历经坎坷波折之后 ， 竟又回到原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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