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研究杨永康 | 从“汤武革命”话题看儒家天命论的内在矛盾( 三 )


首先 , 孔子对周武王颇有微辞 , 只不过因为自己是殷的子孙、周的臣民 , 不便明说 , 但多次婉转地表达了怪罪之意 。 “昔孔子盖罪汤武 , 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 , 故不敢 。 然数致意焉 , 曰: 大哉巍巍乎 , 尧舜也 , 禹吾无间然 。 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 。 曰: 武尽美矣 , 未尽善也 。 又曰: 三分天下有其二 , 以服事殷 , 周之徳其可谓至徳也已矣 。 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 , 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 , 其罪武王也甚矣 。 ”孔子表彰尧、舜 , 表彰周文王、伯夷、叔齐 , 就是怪罪周武王弑君之罪 。
其次 , 孟子表彰汤武革命 , 乱孔子家法 , 乃孔氏罪人 。 “而孟轲始乱之曰: 吾闻武王诛独夫纣 , 未闻弑君也 。 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 , 皆孔氏之罪人也 。 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 , 南巢之事必以叛书 , 牧野之事必以弑书 , 而汤武仁人也 , 必将为法受恶 。 周公作《无逸》曰: 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 兹四人迪哲 。 上不及汤 , 下不及武王 , 亦以是哉 。 ”不惟孔子罪之 , 良史亦当罪之 , 周公亦罪之 。 孟子论汤武非符周、孔之意 。
再次 , 文王之道乃君臣两全之道 , 反对以兵取之、放杀之 。 “文王之时 , 诸侯不求而自至 , 是以受命称王 , 行天子之事 。 周之王不王 , 不计纣之存亡也 。 使文王在 , 必不伐纣 , 纣不见伐而以考终 , 或死于乱 , 殷人立君以事周 , 命为二王后以祀殷 , 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 。 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 , 纣若改过 , 否则殷改立君 , 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 。 天下无王 , 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 , 圣人所以不得辞也 , 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 , 可乎 。 ”在苏轼看来 , “圣人出而天下归之”才是王者之道 , 既实现了有德者居之的理想 , 又维护了君臣之道两全的纲常道义 。 苏轼的论调很有一些现代民主色彩 , 未免过于理想化而显得有些迂腐 , 却也提出了不同于汤武暴力革命的天命转移之道 。
最后 , 武王不得已而封武庚 , 是为了缓解舆论上的压力 。 “杀其父封其子 , 其子非人也则可 , 使其子而果人也 , 则必死之 。 楚人将杀令尹子南 , 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 , 王泣而告之 , 既杀子南 , 其徒曰: 行乎 。 曰: 吾与杀吾父 , 行将焉入 。 曰: 然则臣王乎 。 曰: 弃父事雠 , 吾弗忍也 , 遂缢而死 。 武王亲以黄钺诛纣 , 使武庚受封而不叛 , 岂复人也哉 。 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 武王之封盖亦有不得已焉耳 , 殷有天下六百年 , 贤圣之君六七作 , 纣虽无道 , 其故家遗民未尽灭也 。 三分天下有其二 , 殷不伐周而周伐之 , 诛其君 , 夷其社稷 , 诸侯必有不悦者 , 故封武庚以慰之 , 此岂武王之意哉 。 ”苏轼通过楚子南的故事 , 说明武庚之叛周 , 自有其道义上的责任与义务 , 并不值得谴责 。 更进一步揭示了武王不得已而封武庚是为了笼络人心 , 以减轻道义上之负罪感 。
苏轼“武王非圣人”之说一出 , 就引起当时或后世学者的注意 , 他们纷纷发表议论 , “汤武革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话题 。 除洪迈等少数学者肯定苏轼的说法之外 , 更多的学者对苏轼的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 。
朱熹曾说: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马之心 , 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 , 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 。 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徳 , 谓武为未尽善 , 亦自有抑扬 。 盖泰伯夷齐之事天地之常经 , 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义 , 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 。 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 , 则非矣 。 于此二者中须见得道并行而不悖处 , 乃善 。 ”朱熹认为孔子对泰伯、武王虽有扬抑 , 总体上都给予很高的褒扬 , 苏轼的说法有失公允 。 对于伦理纲常与革命的矛盾 , 朱熹采取回避与缓和的态度 , 认为泰伯奔吴 , 夷、齐不食周粟 , 乃坚守臣节之举 , 维护了君臣大义 , 其行为符合天地之常经 , 而汤武革命 , 除暴安民 , 天下归心 , 亦为古今之通义 , 二者并行不悖 。 朱熹对泰伯、夷、齐的褒扬 , 反映出黄生“汤武放杀”说、苏轼的“武王非圣人”之说对儒家伦理体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 朱熹力图调和革命与纲常之间的冲突 , 采取了道并行不悖的说法 , 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 因为在天为最大的伦理体系中 , 纲常伦理与革命对立显而易见 。 一方面是“天不变 , 道亦不变”的永恒真理 , 另一方面是“汤武革命 , 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民本思想 , 都是天的意志的体现 , 革命之际人们何以自处?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