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文史“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南迁士族对东晋文学发展有何影响?( 三 )


东晋中期 , 会稽地区聚居了大批名士和名僧 , 他们相互交游往来 , 佛学与玄学逐渐出现融合的局面 。 在东晋建立后 , 不管南方还是北方 , 佛教都表现出空前蓬勃发展之势 , 尤其是东晋士族文人与佛教僧人之间的交往更加引人注目 。 与士族族文人交往的僧人中 , 当属支遁较为突出 。
《世说新语》正文涉及名僧的条目共74条 , 分布在19门中 (全书共36口) , 共计名僧23位 , 除了佛图澄活动于北方外 , 大部分僧人都在江左地区活动 。 在这些涉及僧人的记述中 , 有关支遁的最多 , 达到49条 。

竹书文史“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南迁士族对东晋文学发展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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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和《高僧传》等典籍记载了很多名僧与名古的交往事迹 , 这里将支遁为主对这些交往活动进行分析论述 。 永嘉之乱 , 晋室南迁江左 , 大批名僧随之来到江南地区 。 会稽地区凭借其安定的环境和秀丽的山水美景吸引了大量南渡僧人与士人 。
在风景优美的会稽境内 , 僧人与士族文人之间交往逐渐密切 , 他们在清谈辩论中你来我往 , 于山水间谈玄论佛 。 在他们交往之初 , 并不是双方的双向互动 , 而是僧人向士族文人靠拢为特征 。 士族文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有着僧人无法比热的优势 。
僧人要想使佛教在上层士族间得到广泛传播 , 就必须积极向士人靠拢 。 这就使僧人主动融入士人的文化系统和生活模式 。 如支遁与王羲之的交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最初王羲之对支遁及其身后的佛教态度是不感兴趣的 , 即使支遁到他家中拜访他 , 他也不与之交谈 , 可见他对支遁是排斥的 。 支遁在拦住要外出的王羲之并且谈论《庄子·道遥游》后 , 王羲之因支遁出众的谈论对他有所改观 , 最后甚至留恋不已 。
在支遁之前 , 有佛教文字 , 但把佛理引入文学、用文学形式来表现的至今仍未发现 。 士族文人在与僧人的交往中受到佛学义理的影响 , 他们在支遁那里得到启发 , 也将佛学义理引入文学创作 。 在文学作品中引用佛学义理和佛教用语是士族文人受佛教影响在文学创作上的直接表现 。
张翼与僧人竺法頵、康僧渊之间的赠答诗中多处引用佛教用语 , 《赠沙口竺法頵三首》云:“不见舍利弗 , 受屈维摩公 。 ”
孙绰《喻道论》也说:“夫佛也者 , 体道者也 。 ”
孙绰在这里指出 , 佛是道的体现者 , 佛和道都是无为和无不为的 。 无为就会自然虚寂 , 无不为则会有化解万物的神秘作用 。 孙绰实际上是将佛玄学化了 。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语言简淡自然 , 寓意深邃悠远 , 有明显的佛教思想痕迹 。 王羲之语言的特点明显是受到当时 “言不尽意”影响 , 而“言不尽意”论的流行与佛教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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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东晋南迁文学是中华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 他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如东晋玄言诗的清淡促进了晋末陶渊明淡雅诗风的形成 。
东晋玄言诗具有清虚古雅之美 , 富有淡远玄旷之情 , 在意境方面显得旷远简淡 。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 , 虽然当时玄学思想在诗歌中呈现消退之势 , 但魏晋来一百多年的玄风熏染 , 使他在诗歌创作时不可能完全逃脱玄学的影响 。
参考文献
《晋书》
《抱朴子》
《世说新语》
【竹书文史“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南迁士族对东晋文学发展有何影响?】《高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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