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抓蛤蟆、捕麻雀、养鹦鹉、打野兔都要被判刑？( 二 )
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中 ， 种群数量濒危的珍稀动物 ， 和具有多种价值的「三有动物」共同构成了「保护动物」的范畴 。经常会在社会舆论中引起争论的因捕杀「野兔」、「麻雀」、「蛤蟆」等常见动物而遭到严惩的案例 ， 就是因为这些动物具有多种「价值」 ， 被列入三有动物之例 。这种「开发利用」为核心的理念 ， 是如何形成的？成分与阶级的塑造野生动物的宝贵价值 ，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 就已引起了新政权的牵挂 。1950年 ， 政务院颁布《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 ， 钦点了新中国第一种保护动物——大熊猫 。珍贵化石及稀有生物（如四川万源之水杉 ， 松潘之熊猫等）各地人民政府亦应妥为保护 ， 严禁任意采捕 。——《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中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的全部内容1957年 ， 中国政府将从四川捕获的三只大熊猫中的两只作为「十月革命」40周年献礼送到了莫斯科 ， 两年后又因为性别原因为其中一只提供了「包换」服务 。 在1965-1980年间还陆续向朝鲜赠送了五只大熊猫 ， 颜值出众的大熊猫迅速成为了联络社会主义阵营深厚友谊的最好纽带 。
· 送给老大哥的献礼熊猫尽管是以「稀有」生物的名义受到了保护 ， 但大熊猫能够成为中国第一个保护动物却绝非只是因为「稀有」 ， 在当时同样数量有限的华南虎就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虎生 。1956年起 ， 根据中央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 ， 全国各地在政府的组织和发动下展开了全面清剿害兽的热潮 ， 包括华南虎在内的众多被认为危害生产的野生动物被迫牺牲小我 。
福建的部队和民兵仅在1956年的冬季就捕杀了530只华南虎、中国豹等大型害兽 ， 涌现出了众多打虎英雄 。到了七十年代 ， 华南虎的数量从建国初的4000只左右减少到了不到百只 。 到如今 ， 人们想要一睹野生华南虎的愿望只能依靠质朴的PS技术来实现 。
遭遇灭顶之灾的野生动物还不仅仅是像华南虎这样的「猛兽大害」 。 在50年代以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中 ， 被冠以「祸害庄稼」恶名的麻雀也成为了全民围剿的对象 。幸运的是 ， 因为麻雀的数量骤减导致全国虫害爆发使得麻雀同志在几年之后就及时获得平反 ， 逃过一劫 ， 如今更是光荣地跻身于「三有保护动物」的行列 。 （参见往期文章：《麻雀同志是怎样平反的》）
在「害兽」们为保障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做出重大牺牲的同时 ， 各种「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也在为改善人民的生活做着自己的贡献 。野生动物药材、皮毛等商品的大量出口成功地给国家换取了巨额的外汇 ， 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在1950年到1961年间 ， 仅依靠出口黄鼠狼皮一项外贸收入 ， 就可为国家换回一万九千五百一十二台二十五马力的拖拉机 。70年代时 ， 在大力发展集体狩猎的政策背景下 ， 中国每年出口的野生动物都能换汇约2亿美元 ， 其中仅作为原料出口的毛皮、药材、禽野味三项就能换汇1亿美元以上 。 出口2对野鸡就相当于出口一辆自行车 ， 出口一吨狍子肉就相当于出口4吨去骨绵羊肉或14吨大米 ， 出口一张镶头狼皮可换回近一吨小麦 。
不过 ， 在带来大量经济效益的同时 ， 对国家有益的、有经济价值的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开始迅速减少 。1959年 ， 陕西秦岭地区一次就捕杀了数百只金丝猴；仅1960年一年内就猎取了野驴6900多头 ， 使过去因野驴众多而得名的「 野马滩」（俗称野驴为野马） 变成了无马滩；仅四川省一省在1960年一年内就猎杀了麝、鹿约62000多头 ， 使川西地区的麝资源因此在短时间内减少了70%左右 。资源过快枯竭的局面很快引起了重视 。 为了实现可持续收割 ， 政府开始真正对一些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保护优先于利用的政策 ， 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1962年9月 ， 国务院提出「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猎取利用」的十八字方针 ， 本着「合理利用」的原则 ， 根据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和经济价值划定出19种禁猎鸟兽和39种严格控制猎取的鸟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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