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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员疫情之下 12名中国船员在海上漂流的358天( 三 )


“晕船的时候，特别想家，想吃妈妈腌的酸菜 。”刘京铭说，“一年没吃到了” 。
王继有在陆地上是设备工程师，后来觉得Excel操作熟练没什么用，得能修理真机器，于是来到海上 。“船上发展路线是确定的，只要资历够，业务做得还可以，机会基本属于你 。不像在陆地上，变数很大 。”他的老家在甘肃，黄土环绕，小时候每过几年去兰州转一趟，就为看一眼黄河 。“七八年在外面漂，在船上漂也习惯了 。”
娄博宇在夜里会失眠，“想一些杂七杂八的” 。他初中毕业，16岁就出去打工，在工地、饭店都待过，后来村里朋友介绍，学半年，考了水手证，“比进厂里好点 。”他在船上的工作是除锈、刷漆，保养甲板，过赤道的时候，船上走一圈就满身大汗 。
他和陈昆杰是老乡，家乡相隔十几里地，没想到能在一条船上遇见 。陈昆杰想家的时候就到甲板上吹风，月亮又高又圆又亮，就想起上学时学的“低头思故乡” 。“我做这行就是为了孩子不做这行，改变命运，总要有一代人牺牲 。”他在大洋上漂浮，有时感觉被世界遗弃了，有时又觉得，卡萨号就是全世界 。
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
卡萨号在3月中旬抵达广西钦州港 。刘京铭已经提前把行李打好，准备下船换班 。
坏消息很快传来，因为疫情严重，船员仍不允许下地 。行李再打开时，刘京铭沮丧极了 。“满怀期待快回家了，咔嚓一下，又不行了 。”娄博宇说 。
“希望一次，失望一次 。”田端涛没死心，3月14日，卡萨号横穿琼州海峡，他想着下段航程去印尼，那边疫情不严重，说不定能换班 。结果没有等到消息 。接下来是菲律宾，他在那里上船，也希望在那下船 。即将抵达目的地，马尼拉忽然宣布封城，希望再度破灭 。
卡萨号继续向澳大利亚行进，这次田端涛没抱希望，“离得太远，很少在那换班” 。娄博宇开始期盼回国，“想休假只有回国” 。
在澳大利亚，港口的克令吊机送上来三四吨补给，白菜、土豆、洋葱、包菜，牛肉多，猪肉少 。船员一天的伙食标准是10美元 。
每天都有人问二副，“今天有什么消息”，要求换班的邮件一封接一封发往公司，“三五天一次，正常情况只提前半个月发一次就行 。”陈昆杰说，一位机工绝望地告诉公司，再不换班，自己即将错过重要考试 。
焦急的家属也开始向公司要人 。田端涛知道，这是“大趋势，公司也没办法” 。太久不见面，6岁的儿子已经不大想他了 。田端涛还记得，每次老婆孩子送他到德州东站，都是一样难过的分别场景，一上车，孩子就开始哇哇大哭 。孩子一哭，大人也受不了 。
他想起这辈子第一次出海，妈妈是不大同意的 。他两个月没怎么跟家里联系，正赶上过年，从美国港口的电话亭拨回山东老家，“我妈哭得很厉害” 。
卡萨号上想家的人开始闹脾气，归期未定，“有个念头也好” 。有人开始工作不积极，怨气大，有人嫌饭不好吃，拒绝吃饭 。大家普遍情绪急躁，做事没耐心，干活的时候会骂两句，“要不是疫情……”
有时也会爆发小矛盾，但在船上人不能太情绪化，打架更是职业禁忌，“在船上最好别惹事，对谁都不好 。”陈昆杰说 。有一艘船上，一位水手在甲板上干活，不小心腿折了，只能躺四五天，直到靠港，腿肿得不得了 。
冬至在荷兰时，陈昆杰跟媳妇“卖惨”吃不到饺子，媳妇说自己一个人吃的饺子能保住两人的耳朵平安过冬 。她以为冬天过去，很快就能与丈夫见面 。4月20日，春天来了，陈昆杰在澳大利亚度过31岁生日，妻子只能隔空送来甜蜜合照的电子相册 。
据国际运输劳工联盟公开数据，5月的两周时间里，有换班需求的在船船员约15万人 。田端涛在海上航行时跟其他船联系，有船员干了十四五个月，还没休假 。全球工业和航运领导人敦促联合国，说服193个成员国采取紧急行动，以避免可能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 。
卡萨号的好消息是从澳大利亚起航回国时传来的 。公司说这次回国换班的“可能性很大” 。田端涛一路提着心，“不到下船的一刻，都有可能变化 。”去年，他拎着行李准备跟同事下船了，接替者忽然有急事来不了，他不得不继续留在二副的位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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