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剑桥史》之权威，无人出其右（文末送整套剑桥古代史）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剑桥史》之权威 ， 无人出其右（文末送整套剑桥古代史）
十年磨一剑, 《剑桥古代史》中译本14 卷19 分册终于开始陆续出版发行了 。 抚弄这部鸿篇巨制, 感慨作者的高瞻与博识,译者的真诚与执着, 出版者的远见与魄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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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古代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02 年以来出版的三部区域断代史之一, 另两部是《剑桥中世纪史》与《剑桥近现代史》, 我国学界习称之为“剑桥三史” 。这三部巨著问世以来, 在国际历史学领域一直是同类著作的翘楚, 就其权威性、科学性、前沿性、综合性和学术影响而言, 至今无出其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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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剑桥史》之权威，无人出其右（文末送整套剑桥古代史）】
说到“剑桥三史”, 不得不提到最早面世的《剑桥近现代史》 。 没有这部巨著作者们最初的努力, 就不会有今天三十多部洋洋大观的剑桥断代史、区域史、国别史、专史的集成, 当然也不可能有读者手中的这套中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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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3 月11 日, 剑桥大学法律史教授麦特兰德(F.W.Maitland,1850—1906)、古典学教授杰克逊(H.Jackson, 1839—1921) 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会提议编写一部范围广泛的著作, 如《世界史》或《通史》 。 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阿克敦勋爵(LordActon, 1834—1902) 受邀主持编写工作后, 说服董事会把范围缩小至近现代史, 因为那不仅是他熟悉的领域, 而且是他认为史料最为充分、成书条件更为成熟的选题 。
阿克敦勋爵邀请英语世界的学术带头人参与编写, 并为整个编写工作制订了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 即19 世纪史学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原则的著名表述: “我们的方案要求所有的作者不能显露他所属的国家、宗教和党派”, “我们将力避不必要的议论或拥护某一立场 。 撰稿者要懂得, 我们不是处在西经30 度而是在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上, 我们所编写的滑铁卢战役必须使得不论法人、英人、德人与荷兰人阅后都能感到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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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虽然在历史写作实践中难以彻底贯彻(人毕竟是倾向于主观的动物), 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所有撰稿人的认同与遵守, 并深刻影响到后来展开的剑桥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编纂, 成就了剑桥史的盛名 。 这三部大书后来成为西方史学关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世界史的最新资料与最新诠释的权威之作, 被世界各国历史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图书馆列为基本藏书,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工具书的性质, 也因此使剑桥史书与牛津辞书一道成为英国出版界与学界的骄傲 。 这一切与开创者阿克敦制订的基本原则存在着必然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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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克敦本人并未看到《剑桥近现代史》(1902—1912 年) 的出版, 他在该书第一卷问世之前便不幸辞世, 继续主持剑桥史编写工作是同代的另一位客观主义的史学大家伯里（J.B.Bury) 。 他先是主编了《剑桥近现代史》的姊妹篇《剑桥中世纪史》(1911—1936 年出版), 又与库克(S.A.Cook)、阿德考克( F.E.Adcock) 等教授合主编了12 卷本的《剑桥古代史》(1924—1939 年, 另有5 卷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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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古代史》的本意并不是要叙述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 而是西方文明的古代史 。 而叙述古代西方文明, 就不能不提近东史, 如伯里所说: 西方文明的源头无法到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蛮荒森林中去发现, 只能到埃及和西南亚文明中寻求 。 所以《剑桥古代史》把埃及和西亚文明的历史纳入书中, 这就确定了《剑桥古代史》的空间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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