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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中产”正在消耗社会稳定性( 二 )

“伪中产”正在消耗社会稳定性
图自新华网观察者网：在这次疫情中 ， 您是否观察到了乡村组织、基层治理的问题 ， 与过去研究中所发现的有所差别？疫情会在哪些层面拓宽未来乡村研究的内涵？贺雪峰：在疫情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观察中 ， 的确能够观察到一些乡村治理的短板弱项 。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一是乡村体制方面 。 在湖北省的疫情观察中 ， 我们发现其乡村治理能力还比较薄弱 。 比如说 ， 在疫情初期 ， 湖北省乡村两级对武汉返乡人员的数据就一直摸不准 ， 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疫情控制 。 这反映出乡村体制建设的短板 。 2005年湖北省实行乡镇综合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乡镇层面实行“以钱养事” ， 大量基层干部转化为“社会人” ， 失去了干部身份 ， 也失去了工作动力 ， 乡镇政权弱化 ， 甚至悬浮于基层社会之上 。 取消农业税之后 ， 湖北省还推进“合村并组、取消小组长”等 ， 导致基本治理单元超出了传统熟人社会的范围 ， 极大削弱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能力 。二是乡村治理机制方面 。 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人民战争 ， 政府不仅需要动员县乡村各级干部 ， 还需要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 。 在疫情防控初期 ， 少数地区再次出现了在抢险救灾过程中的“干部动、群众不动”的基层治理困境 。 一些地区有群众聚集打牌 ， 旁观者并没有去劝阻 ， 认为这是得罪人的事情 ， 除非村干部来强制驱散 。 在一些城乡接合部农村 ， 由于基层组织残缺 ， 基层疫情防控出现了真空地带 。当然 ， 全国相当多的村级组织通过强有力的动员建立了疫情防控体系 ， 动员了各种力量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村庄成功的群众动员经验表明 ， 国家需要重新审视乡村治理中的群众动员的积极作用 ， 把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 。 我们经常说 ， 基层治理的主体是农民 ， 我们一定要指导 ， 这个农民主体不能是个体的农民 ， 而必须是组织起来的农民 。 农民主体不是分散的农民个体的集合 ， 而是组织起来的农民的集体 。 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 ， 是当前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重点和关键 。观察者网：4月 ， 发改委印发《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的通知 ， 其中户籍问题又有进一步调整 ， 不仅便利农村转移人口城市落户 ， 甚至鼓励有条件的超大特大城市也取消落户限制 ， 相比而言去年只是全面取消大城市落实限制 ， 这是一个很大突破 。 您怎么看待户籍制度不断松绑的趋势 ， 对城乡融合的意义凸显在何处？疫情之下 ， 对户籍问题是否有了新的思考？贺雪峰：户籍制度松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所确定的发展目标 。 2014年确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 。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 到2019年底 ，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 。 在户籍城镇化率以及缩小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方面 ， 还存在一定差距 。 相关政策是为了做好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收官工作 。对于户籍政策改革 ， 要分两个层面来看 。 一是为何户籍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历史上 ， 我国户籍制度背后捆绑着一整套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 。 近年来 ， 随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建设 ， 以及对“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推进 ， 城镇户籍的“含金量”大大弱化 。 在此背景下 ， 进城农民没有落户的积极性 。不能忽视的是 ， 不仅城乡之间存在公共服务水平差异 ， 而且不同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公共服务差异 。 中西部县城的公共服务与沿海一些特大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不是一个概念 。 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力相关 ， 只有极少数 ， 如北京、上海这种具有优质公共服务的城市户籍才具有吸引力 ， 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务 。 相反 ， 获得其他大部分城市的户籍 ， 不等于就享有额外多的优质公共服务 。 所以 ， 城乡人口转移速度超过户籍迁移速度 。二是 ， 我比较担心激进的城镇化政策 。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但是 ， 激进的城镇化会给我们带来极大风险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们建立了自由流动的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 ， 实现劳动力要素的最优配置 ， 促进了中国经济腾飞 。 现在要打破城乡关系 ， 一方面是让农民进城落户 ， 主要是进县城；另一方面 ， 资本也千方百计地想要打开下乡的闸门 。 我们之前形成的具有弹性的城乡结构正在被打破 。最近 ， 我与团队正在重点研究农民城镇化问题 ， 发现农民进城很大程度上是被当地县城房地产拉动的 ， 县域城镇化政策正在制造一个“城乡三元结构” 。 县城是不可能实现本地就业的 。 进城农民正在变成脱离土地、高消费的“伪中产”群体 。 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农民 ， 也不等于市民 。 短期来看 ， 可能刺激消费 ， 长期来看 ， 实则是在“消耗”我们保持社会稳定的战略资源 。 我一直反对激进城镇化 ， 反对将农民“赶到”没有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 。面对这次疫情 ， 中国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 与我们的保护型城乡关系有关 。 因为有农村作为退路 ， 所以中国遭遇各种意外风险时 ， 就有了退路 。 进入三月份以来 ， 沿海地区外贸企业订单减少 ， 一部分农民工返乡 ， 农村有土地、房屋和粮食 ， 并没有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 2001年我就提出“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判断 。 到今天 ， 我还是坚持这个判断 。 我认为 ， 这次疫情提醒我们必须在战略上重新认识城乡关系 。 不能指望刺激农民“消费”来拉动内需 。 保持农村稳定 ， 建设好农村这个大后方 ， 是我们必须重视的问题 。前几天 ， 我专门写文章批评山东拆农民房子的合村并居运动 。 山东这些年在这方面一直很激进 ， 一直不吸取教训 。 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想尽办法拆除农民房子呢？当然不是为了拆房子种粮食 。 很有可能是因为前几年城市扩张太快 ， 地方负债太多 ， 想通过新一轮的合村并居让农民进城托房市 ， 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 。 必须警惕地方政府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搞成了以人口、消费和房地产为目的的城镇化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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