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喜欢吃辣与贫穷有啥历史关联吗
辣椒，原产美洲，十六世纪下半叶进入中国，起初作为观赏植物，后来也曾药用，直至1721年才出现被食用的记载。但是，在它被食用的历程中，一直处在江湖之远，从未进入庙堂之高，无论是它最初的食用，还是日后的扩散，乃至现代的流行，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很大的原因，那就是：穷！
曹雨的《中国食辣史》对辣椒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讲述了辣椒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一、辣椒的食用，出自于平民的无奈按照《中国食辣史》的记载，在农产品的改良品种、农药、化肥出现之前，我国的农业生产效率很低，而且农民还要承担大量的苛捐杂税，很多人都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粮农组织1975年划定的粮食安全标准人均消费量是400千克，清朝末年我国所认定的每年人均口粮仅约为210千克，距离安全标准相差几乎一半。而这种情况造成了我国饮食的独特风格，即少肉食、多菜蔬、重调味。
由于大量食用主食，缺少副食，采用重味道的调味副食用于下饭，成为平民的普遍选择。在我国的饮食中，用于下饭的调味副食可以分为三类：酸味、咸味和辣味，而其中最首要的味道是咸味。
但是，在清朝时，贵州省内没有盐井，无法产盐；而且交通不便，盐价较高，为了生存，当地人不得不以其他调味方式“代盐”，取代品之一便是辣椒。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思州府志》中记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这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最早辣椒用于食用的记录。由此，辣椒初次进入了中国的饮食。
由此可以看出，辣味进入百姓的餐桌，并非味蕾的抉择，而是因物质匮乏所导致。吃辣椒，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尝试。
二、辣椒的扩散，仅存于平民的江湖曹雨在《中国食辣史》中认为，文化是有阶级性的，饮食文化更是如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阶级区分，不同阶级的饮食品味、价值取向和饮食仪轨都截然不同。对于辣椒来说，也是如此。自从贵州以辣椒代盐之后，对辣椒的食用便逐渐蔓延至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广西、云南等地，但却始终是底层大众的口味，从未成为上流社会的珍馐。
在中国古代公务宴请中的“官府菜”，往往只会采用最常见的、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食材，在味道上偏于浓厚咸香，这是为了满足官员们的一般口味需要，即使出不了大成绩，但也犯不了大错误，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
辣椒作为底层人民的口味，是被排斥在贵族和世家之外的。曾国藩喜欢吃辣，但除了自己的伙夫，愧对他人所言。曾经有下属官员想巴结曾国藩，贿赂伙夫，试图了解曾国藩的饮食习惯。伙夫说：“上菜之前，先给我看看就行。”之后，那人将做好的官燕端到伙夫那里，结果被洒入了大量辣椒粉，伙夫告诉那人：“辣子粉也，每饭不忘，便可邀奖。”
虽然被上流社会排斥，但辣椒在社会中下阶层中却逐渐得到了普及。近代开埠之后，城市工商业得到发展，二十世纪初，从宜昌到重庆一线的纤夫，需要补充大量蛋白质，来平衡日常劳作消耗的能量，由于消费不起精肉，便吃些下水、不太新鲜的肉类。这些食材味道腥臭，用辣椒浓烈的辣味，能够盖过食材的本味，于是，“麻辣烫”“毛血旺”“红油火锅”等菜式应运而生。
然而，尽管有了这些以辣味为代表的“江湖菜”，但在中国饮食文化的强大惯性下，辣椒依然没有突破乡村的藩篱，在成都、昆明、西安、武汉、长沙这些城市中，尽管被吃辣的乡村所包围，但饭馆中的菜式大多不辣，辣味仍然是“乡下人的味道”。
三、辣味的流行，象征着平民的狂欢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口得以自由流动，大量人员进入了大城市。与之相伴的，是辣味开始成为一种流行元素。现在，一个不能吃辣的人，就好像一个不能喝酒的人，在社交生活中，经常遭遇到尴尬时刻。
辣味的流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便宜。下面是大众好评网站收录的全国传统菜系的就餐人均消费价格：
从上表中可以明显看出，虽然川菜、云贵菜、湖北菜、湘菜这些来自传统辣味饮食区域的饮食，价格比台湾菜、江西菜、东北菜、新疆菜、西北菜略高一些，但其实后者大多是“兰州拉面”“饺子”之类的快餐小吃，所以，如果严格限定中餐馆的类型，那么川菜、云贵菜、湖北菜、湘菜这些辣味菜肴，才是最便宜的味道。
另外，辣椒的流行，也促进了辣椒地位的上升。曹雨在《中国食辣史》中用平民阶级的“士绅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
“辣椒原本的乡村食物的标签被逐渐地剥离，反而成为了工业化的城市中的标志性食物，随着食用辣椒的人群的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作为饮食文化的一部分的辣椒食用文化仍然有很强的韧性，也就是常见的物质先于文化改变的情境，这时辣椒食用虽然仍然廉价，但原来的社会阶层属性却变得模糊不清了。”尽管辣椒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但由于它浓烈的味道，会破坏掉食材的原有味道，对于一些高端食材，还是会很少使用。所以，辣味依然难以进入高端场合。在国宴中，对川菜便减少了辣椒、花椒等刺激性调料的使用，以满足国内外大多来宾的需求。
曹雨的《中国食辣史》一书，以独特的角度，叙述了中国平民四百年来的饮食变化，其中还提到了辣椒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能够让读者在面对各种辣味美食大快朵颐时，追寻到这些辣味背后的历史味道。
■网友的回复
关于“辣椒”的问题，推荐一本特别有趣的小书《中国食辣史》，是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曹雨写的。
这本书从辣椒的传播史、国人的食辣习惯养成，到辣椒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都有详尽的阐释，内容很专业，但文字也通俗易懂，非常涨知识~
01 远渡重洋而来的辣椒，竟然占据了“三香”的C位
早在汉代以前，中国已经有原产的辛香料“三香”：花椒、姜、山茱萸。西汉时期随着张骞通西域，胡椒、孜然、小茴香等传入中国。到了唐代，丁香、肉桂、豆蔻等陆续来到中国人的餐桌上，增加了可选择的辛香料品种。
远渡重洋而来的辣椒，在万历年间来到东南沿海地区时，一开始是被当作观赏植物。大约到了康熙年间，才开始作为辛香料使用，在西南、西北、中原等地推广种植，逐渐占据餐桌调味品的C位，最终形成了今天新的“三香”：辣椒、姜、花椒。本土的“花椒”，让位于外来物种“辣椒”，足见辣椒的影响力之强大。
02 国人总体食辣水平一般的背后：三个“辛辣区”的划分
数据统计表明，目前我国食辣人口大约有5亿人，占总人口的40%，每年消耗辣椒2888671吨，总数量十分可观。但平均下来，吃辣人口每人每年的干制辣椒消费量为580克，如果以全部人口为基数计算，人均年度干制辣椒消费量只有210克。这一数据和吃辣大国印度（人均800克）相比，并不算高。
换言之，我国是一个吃辣较为普遍，但总体食辣水平一般的国家。
形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不同地区的食辣习惯差异很大，还形成了三个显著的“辛辣区”，分别是：
辛辣重区：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云南、陕西南部等地。微辣区：北京、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淡味区：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湘西籍作家沈从文在写给大哥的一封信中，就体现出了不同地区食辣程度的差异。
当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着家眷到湖南沅陵小住，沈从文请大哥代为招待，在信中除了提到梁林的行程安排之外，还特意交待：“吃吃你作的拿手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
沈从文自幼在湘西长大，耳濡目染，对于食辣早已习以为常。但梁思成祖籍广东，自幼在日本、北京生活，林徽因出生于浙江杭州，在上海、北京等地生活过，他们对于“辣”的接受度相对要低不少。无怪乎，细心的沈从文要特别叮嘱了。
03 起于东南，兴盛于西南：多种因素的交叉作用
从“辛辣区”的划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明最早到接触辣椒的，是东南沿海一带的两广、福建等地的居民。但最能吃辣的人群，却集中在西南、长江中下游地区。
看似有些自相矛盾，其实可以从自然、社会两大因素中找到解答的线索。
从自然条件来看，川渝、湘鄂、云贵等地冬季天气阴冷潮湿，食用辣椒有助于驱寒祛湿，有益于身体健康。而东南沿海四季温暖，传统观点认为“地热生火”，食用辣椒容易上火。
此外，由于交通运输条件所限，清代的贵州山区、湘西等地，“盐荒”时有发生，民众不得不以“辣椒代盐”，这也间接影响了当地的饮食结构。在康熙时期，贵州就有“土苗以辣代盐”的记载，川人“每餐非辣不可”，湘鄂地区“无椒芥不下箸，汤则多有之”。
到了近现代，“辣椒”已经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之中，可以说是“无辣不欢”。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居民的普通一餐：“桌子上有一大钵鸡肉，一碗满是辣子拌着的牛肉，一碗南瓜，一碗酸粉辣子，一小碟酱油辣子”。汪曾祺写贵州的同学“用烤过的青辣椒蘸盐下酒”。
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一方面，移民是辣椒传播的重要使者。
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四川、陕西南部人口锐减，清代政府动员湖北、福建、两广等十余省的民众移民川陕等地垦殖。移民们带来了食用辣椒的习惯，并与当地的菜式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辣椒文化。
另一方面，人口迅速增加引发人地矛盾，辣椒成为“穷人的副食”。
在康雍乾时期，由于社会稳定，以及“一条鞭法”的实施，人口迅速增加，荒地几乎被开垦殆尽，人多地少导致人均口粮标准下降。为了保证主食供应，人们不得不副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产生了“少肉食、多菜蔬、重调味”的饮食风格。
辣、酸、咸的副食品，由于更能“下饭”“下酒”，更受普通民众欢迎。而辣椒由于产量高、广泛的种植适用性等特征，能够适应相对贫瘠的生长环境，因此被大大推广普及开来。
04 同在辛辣重区，“食辣文化”大不同
即使同处“食辣”地区，南北方却有着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
从食用方式来看，通常有干辣椒、辣椒粉、辣椒酱三大类。与秦岭-淮河这一自然的南北分界线基本重合，南北的辣椒食用方式差异明显：北方以辣椒粉为主，而南方则更偏爱辣椒酱，基本呈现出“南方杂糅、北方纯粹”的特点。
之所以南北食辣文化大不同，可以从地理、气候、语言、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多个维度分析。
从地形地貌来看，北方平原、丘陵居多，地区之间的方言差别较小。南方地区，山脉、河流密布，形成了许多相对隔绝的地理区域，语言沟通难度大，饮食习惯更加多样化。
再来看气候因素，北方气候干燥，方便晾晒、制作辣椒干和辣椒粉。南方雨季较长，气候湿润，为发酵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泡辣椒、剁椒、豆瓣酱等更为常见。
在生产方式方面，北方人口聚集，辣椒的晾晒常由男性主导，规模较大。在南方地区，辣椒的制作则是“百家百味”，由女性制作完成，是一种家庭内部、更加私密化的行为。在今天的一些偏远地区，还保留着男性到稻田中祭祀，而女性负责在家中准备辣味菜肴，以庆祝节日的传统习俗。
即使同在南方地区的“辛辣重区”，川湘云贵的“辣”也各有千秋。
四川“尚滋味，好辛香”，以“麻”和“辣”见长，菜肴中大量使用花椒，辣味也衍生出了鱼香、椒麻、怪味、麻辣等几十种细分口感。
湖南“腊”与“辣”兼具，重视“口味”，推出了著名的口味虾等菜品，喜欢强烈的味觉刺激，颇有“霸蛮”之风。
贵州强调“辣”与“酸”的搭配，云南则将辣与当地盛产的鲜花、水果、菌菇等结合起来，“辣”与“鲜”完美融合。
食辣，是一种饮食习惯，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它走入语言文字之中，出现了“泼辣”“辣手”“辣妹子”等词语；它被作为一味药材，用来治疗外科炎症；它甚至成为一种象征符号和隐喻，与“美丽、果敢”等性格特质紧密相连。
小小的辣椒，是大航海时代“物种大交换”的一个缩影。番椒、海椒、秦椒的名称之中，记录了辣椒走过的万里路程。而400年的辣椒传播史，也是一部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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