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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是庸俗还是艺术？( 三 )

香港电影，是庸俗还是艺术？
《鹿鼎记（1992）》在电影里 ， 韦小宝非常清楚地表示：“只要天下百姓过好日子 ， 有书念 ， 有钱赚 ， 那么谁做皇帝都一样 。 ”“虽然我可以杀掉你 ， 但是你不是个坏皇帝 ， 所以我没有杀你的借口 。 ”这样一来 ， 电影也对民族主义做出了消解 ， 但是 ， 小说原著对于国家主义的歌颂在电影版本里却没有得到体现 。康熙皇帝的形象也没有得到像在小说里那样美化的处理 ， 在电影里 ， 他只是一个看上去人品不错、没什么架子的年轻人 ， 大家见了他都请安（他唯一的“皇权”标志） ， 他的一本正经似乎有点好笑 ， 因为他曾经在妓院里面召开八旗首脑会议 。在电影《鹿鼎记》里 ， 韦小宝问陈近南： “师父 ， 你为什么一定要反清呢？ ”陈近南说： “因为这是我毕生的志愿！ ”韦小宝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可是 ， 只不过为了你毕生的志愿 ， 就要打仗 ， 就要死人 ， 似乎……”在这里 ， “反清”只是一个象征： 我们不一定把它当作历史上的“反清” ， 它可以代表任何抽象的意识形态可能造成的危害： 屠杀和战争往往在一个抽象的理念或者信仰的面具下面进行 。03后现代世界 ， “雅”与“俗”的分界在这些香港电影里 ， 欢庆的“酒神”精神统治一切 ， 没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和权威；然而这些电影也并不是意欲进行严肃的颠覆或苦涩的反抗 ， 只是游戏地、开心地嘲讽摹拟 ， 以此帮助我们重新思索现在和传统之间的关系 ， 思索“中国人”在一个后现代世界里的文化定位；一切感情都被放在一个复杂的语境之中 ， 因为任何单一狭窄的感情都容易把这个复杂的人世简单化 ， 把我们变成十几岁的中学生 。 由此看来 ， 九十年代的香港确实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气息 ， 而且以此构成了它独特的文化身份 。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多元的世界 。 在这个由于卫星传播、电视电影、电子邮件、互联网而变得越来越小的世界 ， 在这个由于人口的迁移、旅行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散居社区（diaspora）的出现而使得国家的定义越来越复杂、疆域越来越流动的世界 ， 一个由于交流和交通的方便而使得各种信仰、种族、宗教、文化并肩而行的世界 ， 也许笑声是好的解决办法 ， 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可以跳出自身 ， 对自己采取一种任何理性的反思都不能缺少的距离感 ， 一种任何健康的人生观都不能缺少的幽默的反讽态度；可以带我们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宗教式狂热 ， 不管它是国家主义也好 ， 还是民族主义也好 ， 从而对世界建立一种知性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培养一种欢庆而不是恐惧或厌恶矛盾与模糊性的心情 ， 以开放的态度拥抱差异；可以帮助我们以勇气和智慧面对任何“二十二条军规”式的生存困境 。 归根结底 ， 真正的智慧不是痛苦的——哪怕它是经过痛苦得来的——而是幽默的 。香港电影，是庸俗还是艺术？
《喜剧之王（1999）》香港电影蒙受“俗”的批评 ， 但是 ， 我们的世纪需要的不是已经太多的“雅”而是一点“俗” 。 从巴洛克音乐到莎士比亚戏剧 ， 从《牡丹亭》到《桃花扇》、《长生殿》 ， 这些东西在产生之际都是通俗的 ， 而莎剧和《牡丹亭》等等剧作 ， 里面都包含着被目为相当俗气或庸俗的成分——正是它们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毫不装腔作势的文化 。 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 ， 当巴赫父子为了赚钱而一个星期写一首康塔塔的时候 ， 音乐浸润了人们的生活 ， 无论是吃饭 ， 是喝茶 ， 无论是在街头 ， 在广场 ， 到处都有乐队在演奏——音乐是一个活生生现实的一部分 。 而自从人们开始虔诚地坐在音乐厅里 ， 衣着笔挺 ， 小心着不发出声音 ， 不打瞌睡 ， 为了加入“高雅”的话语而强迫自己忍受两个小时的交响乐轰炸或者现代音乐的奇怪噪音之时 ， 音乐文化中有一种东西已经死掉了 。 同理 ， 博物馆、艺术展览馆 ， 都培养了艺术和生活的距离 ， 培养了人们对艺术的宗教拜物精神 。 香港导演王晶曾经借一个电影角色之口发表了我觉得是这位导演本人的艺术宣言：庸俗是人类的本能 。 但是人们全都误解了庸俗 。 我把庸俗变成艺术 ， 使你能够欣赏和享受它 。在后现代的世界里 ， 雅与俗的分界本身已经如是被模糊、被消解、被显示出它的局限性 。 我希望 ， 这篇文章的分析 ， 使人们可以从历史演义与电影这两种通俗的艺术形式里面 ， 得到享受和享受之外的东西：一点儿——用一句用俗了的话来说——“思想的食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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