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国立西洋美术馆重开 “欧洲绘画史教科书”亮相( 二 )
《坐在维金纳琴旁的年轻女子》 ， 维米尔第三部分呈现“凡·戴克与英国肖像画” 。 来自比利时佛兰德斯的画家凡·戴克（Sir Anthony van Dyck）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宫廷首席画家 。 他绘制的宫廷肖像画风格大气 ， 深受欢迎 ， 他所描绘的人物姿势、服装和布景等被日后的英国画家们作为典范而继承 。 这一部分追溯了英国画家如何沿袭并发展凡·戴克的肖像画形式 。 十八世纪 ， 工业化进展和国家快速发展催生了新型社会阶层 ， 为了与传统贵族相抗衡 ， 他们寻求了肖像画这一手段 。 这一时代诞生了一种名为“谈天画”（conversation piece）的新肖像画 ， 这种肖像画是以自家宅邸或领地为北京 ， 描绘身穿时髦服装的上流市民夫妇或全家团聚场面的小型作品 ， 与大幅的传统王侯贵族肖像画形成鲜明对比 ， 体现了市民阶级的兴起 。
《伊丽莎白·西姆贝尔毕女士与安多弗子爵夫人多萝西》 ， 凡·戴克第四部分以“状游”为主题 。 状游（Grand Tour）是指自文艺复兴时期以后 ， 贵族子弟作为完成学业的最终步骤 ， 前往法国和意大利等地 ， 寻求艺术、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根源的旅行 ， 壮游尤其盛行于18世纪的英国 。 如同今日的明信片 ， 当时富裕的游客希望带回绘制当地著名景观、古迹或节庆场面的绘画 。 在威尼斯 ， 由卡纳莱托（Canaletto）绘制的城市景观画非常著名 ， 展览中展出了他的一幅《威尼斯：大运河上的划船比赛》 ， 画中 ， 身穿狂欢节服装的游客与装饰华培的贡多拉船让整个画面充满活力 。 画面的远景出描绘了原本应该看不见的里亚尔托桥 ， 艺术家在此巧妙地使用透视法 ， 将构图凝聚起来 。
《威尼斯：大运河上的划船比赛》 ， 卡纳莱托第五部分“西班牙绘画的发现”探索了英国对于昔日西班牙绘画的重新评估 。 十九世纪初期 ， 英军参战的西班牙独立战争促进了两国之间的人员与物资移动 ， 西班牙艺术也在英国真正变得广为人知 。 由戈雅（Francisco de Goya）绘制肖像的威灵顿公爵是在该战争中击溃拿破仑的英雄 ， 他在回国时带回了包括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在内的诸多西班牙艺术作品 。 委拉斯凯兹的作品对惠斯勒、萨金特等英国艺术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
《威灵顿公爵》 ， 戈雅第六部分“风景画与如画美学”又回到了英国 ， 探讨以特纳为顶峰的英国风景画在诞生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和发展 。 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其 ， “如画”（picturesque）在英国广泛流行 ， 相较于重视和谐的古典之美 ， 艺术家试图从自然界中发现不规则的、富有对比和变化的“如画般”的美 。 这种价值观的根源来自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等在17世纪意大利制作的理想风景画 ， 洛兰的绘画诗情画意地描绘了平静的阳光和周围的空气 ， 成为英国人眼中体现“如画美学”的存在 。 在伦敦国家美术馆的藏品中 ， 17世纪理想风景画也从设立之初就占据了重要一角 。 而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 ， 那些曾风靡一时的田园牧歌式风景画成了一种对时代症候的回应 ， 它们细腻地传达出对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失落的“自然乐园”的一种文化补偿和精神抚慰 。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风景画家中 ， 特纳是杰出的代表 ， 他以洛兰为偶像 ， 后者常常点缀一些神话或宗教人物在景物之中 ， 在展览展出的特纳作品《嘲弄波吕斐摩斯的奥德修斯》中 ， 就描绘了一出沐浴在雄伟光线中的神话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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