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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三十而立，国际金融中心|三十而立｜建设双向有条件渗透的内外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

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简称《意见》） 。 《意见》发布以来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驶入了快车道并取得了长足发展 ， 其全球影响力持续提升 ， 金融要素市场不断完善 ， 金融机构体系日益健全 ， 金融改革创新逐步深入 ， 金融发展环境更加优化 。
2020年3月 ， 根据英国智库Z/Yen集团和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发布《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排名位列第四 ， 仅次于纽约、伦敦、东京 ， 可以说《意见》提出的“到2020年 ， 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已基本完成 。 那么2020年后 ， 上海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 又该制定何种目标呢？本文对此提出一些拙见 。
一、一个总体目标
从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基本特征来看 ， 对于自身经济体量较大的地区而言 ， 其金融中心以在岸为主要特征 ， 例如纽约、上海；对于自身经济体量较小的地区而言 ， 其金融中心以离岸为主要特征 ， 例如中国香港、新加坡；对于自身经济体量较大 ， 且海外资产较多的地区而言 ， 其金融中心以在岸/离岸并存为主要特征 。 这种特点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境内外资产管理和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 。
李峰，三十而立，国际金融中心|三十而立｜建设双向有条件渗透的内外分离型国际金融中心
本文插图

表1 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特征
东京并非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 ， 其发展历程对上海如何在强者林立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中突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国内方面 ， 上世纪60年代起 ，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 70至80年代 ， 经济增速则逐步放缓 ， 但金融实力急速膨胀 ， 客观上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国际金融市场；国际方面 ， 日美之间贸易不平衡加剧 。 1984年5月 ， 日美成立了日元美元委员会 ， 要求日本加速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 ， 推出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 ， 提出日本将于1984年6月取消金融管制 ， 准许外国银行的驻日分支机构在日本国内经营欧洲日元存款业务 ， 同时 ， 大藏省公布了《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 ， 标志着官方开始正式推动日元国际化进程 。
而1986年之前 ， 东京仅有在岸金融业务 。 随着日本金融业的发展 ， 上世纪80年代 ， 日本银行业资产规模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到1985年底 ， 在日本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和办事处80.8%集中于东京都 ， 形成了巨大了离岸业务需求 。 1986年12月1日 ， 东京离岸国金融金融市场正式开业 。 初期市场规模为800亿美元 ， 有280多家银行加入 。 在市场结构上 ， 采取境内外市场分离的方式 ， 在在岸和离岸业务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 。 为使东京离岸金融市场更具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 ， 日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 ， 如实行自由利率、存款免征利息所得税、存款不受利息管理和存款保险制度的约束、不缴存款准备金、减免法人税和地方税等 。 从1986年到1995年 ， 东京离岸市场总资产规模从88.7亿美元迅速发展到667.7亿美元 ， 年均增长速度达25% 。 1986年 ， 日元资产占JOM总规模的21% ， 外币资产占比高达79% 。 随着离岸账户中欧洲日元交易的迅速增长 ， 日元比重上升较快 ， 到1995年 ， 日元资产占比高达68% ， 外币资产则下降到32% ， 事实上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 。 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 其离岸账户资产和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比例高达160% 。
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与之极为相似 ， 因此东京建设在岸离岸分离型金融中心的路径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趋势来看 ， 我国海外资产逐年增加 ， 例如对外直接投资和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近年来快速增长 ， 其增速都远超全球经济增速 。 截至2018年末 ， 对外直接投资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4万亿美元；截至2019年末 ， 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达1.2万亿美元 。 可以预见 ， 未来我国对离岸金融业务的需求将进一步加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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