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绍斐|送导盲犬上热搜帮不了1700万中国盲人|真实故事( 三 )
在很多人心里 , 他们就等同于按摩师 。 很少有人知道 , 他们已经可以跟正常人一样通勤 , 出差 , 使用微信 , 网络点餐叫车 , 以及大众点评等服务 。
有一次 , 在上海工作了两年之后的艾晓娃决定回到北京 。 她的同事帮她提前在北京签下一个单人开间 。 但等她回来 , 房东得知自己的房子将由一个有视力障碍的女孩独自居住后 , 当即反悔 。
“我告诉她我已经一个人生活很多年了 , 但她依旧害怕我会把房子烧起来” 。
艾晓娃搬家的频率 , 达到每年至少一次 , 每次搬家以及重新找房签约的过程 , 对她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挑战 。
即便身边很熟识的人 , 也对视障人群缺乏客观真实的了解 。
艾晓娃描述 , 每当过年过节回到东北老家 , 想要出门溜达几步 , 热心的邻居们总拉住她:
“有事儿你说话啊 。 想做什么我们可以帮你 。 没事儿你出门做啥啊?来来来 , 快回屋快回屋 。 ”其实他们都知道 , 每次艾晓娃从北京回东北 , 都是一个人 。 他们赞赏她的能力 , 却又不自觉地认为她最好一直待在家里 。
不仅个人缺乏对视障人群的了解 , 各个社会机构对于能为他们提供的合理便利也知之甚少 。
比如在办理信用卡时 , 因为视障人群使用的是拼音式盲文 , 无法签字 , 更无法按正常流程手抄“免责声明” , 他们有权申请以口述和影像录音取代签字及手抄声明的合理便利 。 但由于对这些合理便利及相关条款法规缺乏了解 , 不同银行不同分支机构不同经办人提供的解决方案千人千面 , 多数结果就是不予办理或无限期等待 。 有的视障人士诉诸法律 , 有成功的 , 也有失败的 。
在有的城市预约地铁引导服务 , 还要求出示本地政府颁发的“残疾证”:
“就算国家颁发的残疾证不作数 , 难道一个盲人就站在面前 , 还证明不了自己的残疾和需要帮助吗?”被拒绝提供服务的视障人士抱怨道 。
作为雇主 , 很多企业宁可花钱买残疾人证件号 , 来完成政府规定必须聘用一定数量残疾人的硬性任务 , 或者直接接受处罚 , 也不愿真正让视障人士到公司上班 。
“仿佛一去公司就会触电或者失足摔死一样 。 ”17年前从黑龙江带着天生视力障碍的孩子来北京读盲校并扎下根来的另一位视障人士说 。
证件比人更有价值 , 让残疾人毫无尊严 。
艾晓娃有同样感受:“一个视障人会做按摩 , 是不是就要把这件事一辈子做下去?他是否可以参与别的选择 , 比如律师 , 老师 , 心理医生 , 声音编辑 , 或文字类自己可以胜任的工作?他可以待在家里活着 , 是不是就要一直这么待下去?”
种种个人与机构对视障人士的不了解 , 导致了更深层次的出行困难 。 艾晓娃说比起社会资源的倾斜 , 视障人群更期望一种平等进入社会 , 受到公平对待的机会:
“出行是一种存在感 。 这种存在感会让那些一提到视障人士就慌了 ,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们 , 从不知道 , 到知道 , 再到形成一定意识和规则 。 ”
而目前的现实却依然与人们想象中的大概一致 , 大多数视障人群难以找到工作 , 靠政府发放的救济度日 , 足不出户 。 少数找到工作的 , 99%都守在包吃包住的按摩院里 。
想象与现实 , 互为因果 。
赌在“努力致富”之上的婚姻
“最好找个明眼人 , 能照顾一下自己 。 不行就找个弱视的 。 实在不行 , 跟自己一样全盲的也可以 。 ”
这是不少视障人士的婚姻目标 。 里面包含着清晰的“退而求其次”的逻辑 。 “视力正常度” , 取代了“人品” , 成为择偶的首要标准 。 很多视障人士或者他们的家属 , 对“找个明眼人” , 怀着深切的向往 。
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明眼人”呢?
“致富” , 成了一些人想象中的首要解决方案 。
王先生17年前带着儿子从黑龙江来北京治疗眼疾 。 因为受到当初婚房装修时不小心使用了劣质墙壁涂料的影响 , 儿子三岁时还是彻底失明了 。 为了能让儿子上个有条件的盲童学校 , 王先生一家三口背井离乡 , 来北京一待就近20年 。 他打过各种各样的临工 , 装修 , 材料销售 , 在学生食堂做饭 , 目前开上了滴滴快车 。 二十年间 , 王先生与妻子 , 都已从精力充沛的年轻人 , 熬成了患有多种慢性病的中年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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