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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观|山东考古与中化文明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背景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山东考古与中化文明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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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多年前 ， 清政府覆灭 ， 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 ， 开启了中国人奋力追赶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 这一过程中 ， 守旧的顽固派渐渐失势 ， 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从不同的方面探寻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之路 。 继晚清的维新运动、洋务运动失败之后 ， 中国的精英阶层希望按照西方的模式构建新中国 ， 但是社会问题重重 。 文化上 ， 在中西文化对比中 ， 两者的差异不仅使知识精英反思中国文化的弊端 ， 也催生了民族自卑心理 ， 在这一情形下 ， 已经沉寂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又复兴盛 ， 不仅是西方学者 ， 中国的许多史学大家都曾提出或论证过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合理性 。 对此 ，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 如果重置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便会理解 ， 这反映的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竭尽所能推动中国加入世界大家庭而做出的努力与探索 。
古史研究系列成果
时间
人物
【文化大观|山东考古与中化文明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背景】成果
1915
罗振玉
《殷虚书契考释》
1917
王国维
考证商王世系
1925
王国维
提出“二重证据法”
1933
傅斯年
《夷夏东西说》
1933
蒙文通
《古史甄微》
1941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中国传统的古史观认为中华文明肇始于黄帝 ， 之后历经尧舜禹至夏商周而流传至今 ， 整个中国历史一脉相承 。 这一一元的古史观在清代逐渐受到挑战 ， 清人崔述业已表露出最早的疑古思想 。 至民国初年 ， 顾颉刚先生发起了古史辨运动 ， 将疑古思潮推向了高潮 。 他提出“层累说”并以之解析中国早期历史 ， 甚至发出了东周以上无信史的感叹！古史辨运动使现代史学进入了科学的轨道 ， 打破了千百年来笼罩人心的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 。
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重在破坏传统 ， 如何构建真实的上古史马上摆在了学界面前 。 1933年 ， 傅斯年先生发表了《夷夏东西说》 ， 提出了中国古代夷夏东西对立的观点；蒙文通先生也于同年发表了《古史甄微》 ， 提出了中国上古时期存在江汉民族、海岱民族、河洛民族这三系 。 徐旭生先生则于1941年发表了上古史研究的大成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 认为“我国古代民族的部族的分野 ， 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 ， 从而为中国早期历史划分了最基本的区系框架；继罗振玉先生于1915年作《殷墟书契考释》之后 ， 王国维先生于1917年借助殷墟卜辞系统考证了商王世系 ， 从而证明了商代历史为信史 。 诸上成果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学者重建古史的信心 ， 奠定了上古史研究的史学基础 。 尤其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正式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 以传统历史文献与地下出土的新材料相互印证考证古史并取得巨大的成功 ， 从而使史学界对通过发掘获取史料充满了期待 。
文化大观|山东考古与中化文明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背景
本文插图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提出的三集团说
社会的落后被归结于文化的落后 。 传统史学的局限性使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 ， 只有使用新的方法、发掘可靠的史料才能重建国史 。 于是现代考古学——这一古史重建最有力的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也就顺理成章了 。
中国最早的考古发掘是由国外学者完成的 ， 很快中国学者也开始了考古学探索 。 被称作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首次考古工作即前往中华文明的诞生地汾水流域考查 。 李济于1925年探访了尧帝、舜帝的陵墓 ， 并去传说中的夏都调查了大禹庙和夏王的陵墓 ， 归来的途中又找到了一处仰韶文化遗址 ， 次年进行了发掘 。 这是首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 ， 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 。 仰韶文化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支考古学文化 ， 它以彩陶闻名 。 由于这些彩陶与中亚的彩陶具有相似性 ， 曾一度被安特生作为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考古学证据 。 后来在中国学者对彩陶文化重新分期的基础上 ， 这一认识得到了纠正 ， 各地考古学文化尤其是东海之滨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则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 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已经无可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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