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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贤妻良母”与“新女性”：抗战时《解放日报》妇女形象建构( 三 )


何谓“新女性”？《解放日报》上发表《新女性的典型——前驻苏邵大使谈》一文对此做出解释 。 文章将苏联女性列为“新女性的典型” 。 苏联女性很好地处理了家庭和社会的矛盾 ， 她们不仅具有深厚的家庭观念 ， 而且拥有自己的社会事业 。 “在苏联 ， 妇女一方面是社会人 ， 一面仍然有家庭生活 ， 两者并不冲突 。 ”她们并不只是专注于自己的小家 ， “她们有责任心 ， 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一人 ， 社会的一人 。 ”“新女性”概念 ， 一方面强调女性身负抚养教育子女成才的重任 ， 另一方面则认定女性与男性一样对国家、家庭、自己享有同等的义务 。 对此 ， 《救救母亲》一文有着精确的概括：新女性不仅是个“好母亲” ， 而且是“各种学问与事业的创造者” 。
《解放日报》对“贤妻良母”的否定主要着眼于其社会地位上 。 几千年来 ， 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性别秩序 ， 迫使妇女被束缚在家庭里 ， 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 ， 毫无社会地位可言 。 周恩来在1942年11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论贤妻良母和母职》一文 ， 明确提出反对旧的贤妻良母 ， 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贤妻良母主义”的社会意涵：“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束缚妇女的桎梏 ， 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 。 ”因此贤妻良母并不是促进了妇女的解放 ， 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妇女解放的羁绊 。
对“贤妻良母”的否定并非对妇女在传统社会中责任的完全抛弃 ， 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为其增添了新的含义 。 周恩来在批评“贤妻良母主义”的同时 ， 仍然视女性最主要的社会角色是繁衍后代的“母职” ， 只是提出要超越这一角色 。 他认为 ， 妇女应兼顾家庭与社会两面 ， “我们提倡母职 ， 绝非视妇女于尽母职之外 ， 便无他职可尽” 。
在此背景下 ， 《解放日报》塑造了大量的革命“新女性”典型 ， 贤妻良母和社会责任在这些典型身上得到有机结合 ， 如女工英雄李凤莲 。 出身贫寒的李凤莲加入革命队伍后 ， 先后在女工厂负责做饭买菜、称棉花 ， 后被调往被服厂和中央印刷厂工作 。 曾经的女工厂厂长评价她说：“那是个好娃娃 ， 一二百女工做活 ， 她一个人称棉花 ， 从早忙到晚 ， 可是她总是耐烦细心地做 ， 没有说过累 ， 工作始终如一 。 ”在印刷厂 ， 李凤莲依旧起早贪黑地工作 ， 抓紧一切时间生产 ， “她生产的数量最多 ， 质量也最好 ， 摺页子她每天能摺到四千五六百页 ， 并且摺得整齐 ， 号码对得好 ， 当时装订部十七八个工人每天都是仅能摺两千多页 ， 要比她少一半 。 ”报道不仅强调李凤莲在生产战线上是一名劳动英雄 ， 也突出她在家庭中的“贤妻良母”角色 。 其丈夫赵永奎“工作上吊儿郎当 ， 还有爱吃喝赌博的毛病 ， 有时还向李凤莲同志发脾气” 。 面对丈夫的这些坏毛病 ， 李凤莲对他进行“和气”但“严正”的说服和批评 。 在李凤莲的帮助下 ， 丈夫改正了毛病 ， 工作走上了正轨 。 同时 ， 报道刻意突出李凤莲也是一位好母亲 ， “对娃娃也照管得很好 ， 第一个儿子现在三岁多了 ， 就像五六岁的 ， 脸蛋红胖 ， 从来没有生过病” 。
女党员陈敏是一个有着两个小孩的母亲 。 白天 ， 她“凭自己的力量进行生产” ， 来供给全家“一切生活费用” ， “还影响和组织了许多女同志也参加生产” ， “晚间 ， 她学习文件和给孩子补缝衣服 ， 她房间里的灯 ， 总是十一点以后才熄的” 。 “每天黎明即起 ， 还忙于给大孩子做饭 ， 洗孩子们换洗的衣服 。 ”因此 ， 报道所建构的女劳动英雄陈敏集母职、生产和参政于一体 。
从传统的“贤妻良母”向革命“新女性”的转化 ， 使女性介入政治社会领域并使其社会地位得到提高 ， 她们从一个困于家庭内的身份提升为民族国家构成的身份 。 《解放日报》极力将传统性别观同革命需求相结合 ， 打造出贤良、富有智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新女性形象 ， 它不失时机地展现和号召女性逃离家庭的狭小空间 ， 同时又以新的意识形态重新规范她们的行为 。 只是 ， 这种“新女性”形象导致了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 ， 即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 ， 也承担家庭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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