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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贤妻良母”与“新女性”：抗战时《解放日报》妇女形象建构( 二 )


我党将动员妇女参战与保护妇女切身利益相结合的另一个成功方式是引导妇女参政 。 1939年 ， 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 ， 提出发动妇女参战和提高妇女地位的办法 ， “鼓励妇女参政 ， 各级参议会应有的女参议员 ， 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 。 政权的直接参与将极大地拓宽妇女抗战实践的空间和内容 。 正是在这种切身实践中 ， 民族意识才会在妇女心中扎根 ， “她们今天努力于生产和职务 ， 不仅像过去一样只是为的个人生活问题 ， 而且是担负了抗战建国工作的一部分” 。
《解放日报》中的女性被建构为一个积极参政的群体 。 这些妇女从刚开始消极认为“选举是属于男人的事” ， 到后来逐渐觉悟到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 参选热情高涨 。 在选举报道的描述里 ， “有些老太婆骑着毛驴翻过几架大山区选举她们拥护的人” ， 也有“一个人投票经过将近半点钟的时间”才慎重做出抉择的中年婆姨 ， 选举现场甚至还出现了“平日很少见人的青年媳妇” ， 就连“小媳妇也胆大了 ， 都能认真的选出想好了的人” 。 通过参与边区的民主政治活动 ， 妇女们活动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厅堂院落 ， 而是更广阔的社会场所 ， 妇女们的关注焦点也不再仅仅是为自家生活更好 ， 而是包括了边区建设和妇女群体的切身利益 。 在选民大会 ， 不少妇女不仅针对自身的切身利益提出了疑问和意见 ， 包括妇婴、卫生、纺织、做军鞋等 ， 而且敢于大胆地向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
在选举运动中 ， 很多生产业绩突出的妇女当选为乡代表、县及边区参议员 。 生产业绩成为妇女当选的一个重要指标 。 当选的妇女们在工作和生产拥军运动中也更加热情高涨 。 “正因为妇女获得了民主的权利 ， 所以她们竭诚拥护和爱戴边区政府 ， 在各种工作上 ， 都曾给抗日政权极大的帮助 。 ”在妇女的抗战实践中 ， 参政和生产拥军成为彼此推动的两大力量 。 女干部刘桂英工作努力 ， 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和拥军工作 。 当得知县府要奖励她 ， 她誓言以后要做得更好来报答县府的奖励 ， “今年的工作 ， 是以发展经济建设为主 ， 因此我自己至少开三亩荒地 ， 以响应政府的号召” 。 在民主运动中 ， 妇女们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 同时学会了处理小家与大家利益的关系 ， “在盏县某村 ， 有七个母亲送儿 ， 在深泽某村有七个妻子送郎” ， 她们知道了当小家与大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 要以大家的利益为重 。
《解放日报》将主要话题集中在妇女生产和参政上 ， 其目标是抵抗外侮 ， 建设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 ， 妇女本身首先是作为民族共同体之成员的形象而出现 。 民族国家成为报道建构妇女形象的最高价值 。 同时 ， 民族主义虽将妇女主义关心的妇女地位与男权观念之间的矛盾搁置一边 ， 但并非对妇女主义的否定 ， 而是通过妇女生产和参政提升其自身社会地位的大批实例来表明民族主义实为实现妇女主义的一种现实方式 。
“贤妻良母”与革命“新女性”
在抗战的特殊时期 ， 女性和男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抵御民族的敌人 。 她们和男人站在同一战线上 ， 在后方支援着共产党的革命 。 由此引发出《解放日报》对女性评价的重新定位 ， 即不再将评价女性的标准定义为“贤妻良母” ， 而是以其是不是革命“新女性”中的一员 。
1942年“妇女节”出版的《解放日报》副刊中 ， 丁玲对贤妻良母的观念进行了批评 。 她认为“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 ， 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 ， 未始不被人所歌颂 ， 但在十多年之后 ， 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 。 在丁玲看来 ， “贤妻良母”已经不能满足女性进步和争取幸福生活的需求了 。 因此 ， 她呼吁广大女性走出家庭 ， 参与社会事业 ， 因为“女人要取得平等 ， 得首先强己” 。 同期的一篇文章《回家庭？到社会？》则回应了这一观点 ， 呼吁广大妇女离开家庭 ， 才能真正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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