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乡村之殇与生存之痛( 三 )
汽车作为现代城市景观一部分的存在 , 它“是商品富足第一阶段的领先产品 , 汽车的专政以高速公路的统治铭刻于土地上 , 拆散了从前的中心 , 指挥着更加严重的分散 。 ” (1) 在影片中 , 作为现代交通工具与技术景观之一的汽车 , 同时具备着作为戏剧元素的结构与叙事功能 。 故事的缘起是一场车主逃逸的车祸;监控中获取的三辆疑似肇事车辆国产车、日本车、德国车以及超英与占义用于追寻肇事者的电动三轮车 , 与现实对应地呈现出人物的层级差异 。 这种层级差异正是当下世界电影诸如《燃烧《寄生虫》《小丑》等影片 , 所关注的文化论题之一 。
本文插图
《平原上的夏洛克》剧照
生存之痛 :喜感悲情与荒诞意味
如前所述 , 影片首先施加于观众视听层面的 , 是一种带有类型特质与魔幻现实般的喜感体验 。 这种喜感体验既体现于故事层面 , 诸如超英与占义借助神婆、监控摄像等元素 , 通过煞有介事的案例分析与推导来试图破案的过程;也体现于影片对于“夏洛克”之故事原型中双侦探构思的挪用 , 并且在两个不同外形、性格的侦探的行为方式中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 诸如侦探与农民的奇特混搭、人物始终慢半拍的行为举止等等 。 但这部借助了侦探片类型元素的乡村题材影片 , 其核心的故事走向或者价值取向 , 并非是一般侦探片中常见的套路 。 或者说 , 类型元素在其叙事建构中 , 似乎更指向其吸引观众进入故事情境的功能 , 是一个关于叙事的圈套 。 也正因为如此 , 谁是真正的肇事者这一本该在影片中最终揭开的谜底 , 就显得并没有那么重要 。 对于影片的创作者来说 , 或许更期望藉由一个类型片的外壳 , 来直指当下的现实问题以及人物的现实处境 。
影片的故事肇始于为超英建房出力的树河意外遭遇车祸 , 而肇事者却已不知所终 。 而这一事故在影片的叙事文本中 , 并非单纯的交通肇事 , 而是意指着人物的生存困境、一个二元选择的人生难题 。 发生在树河身上的这种身体之伤所意指的人物的生存之痛 , 以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车祸得以戏剧性的呈现 。 超英面临的难题在于现实处境与价值理念的冲突——按照当地人习惯的现实做法 , 不报警 , 走乡村医疗保险 , 可以报销医药费的百分之七十;如果报警 , 而最终找不着肇事者 , 那就意味着自我要承担百分之百的医药费 。 在一定意义上 , 这也是一种“苏菲的选择” , 虽然并没有那么极端 。 而在影片叙事文本背后所显现的 , 正是由于乡村生活的经济凋敝 , 以及年轻人流失带来的空巢现象所引发的人物的生存处境 。 现实处境与价值理念的冲突 , 恰也是电影创作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
作为中国电影的经典动作与母题之一的“进城” , 在寻找肇事车辆这一行为动机的驱动之下 , 于《平原上的夏洛克》中被“重写” 。 虽然城乡冲突并非是影片所要刻意表达的主题 , 但在影片的叙事进程中 , 城市与乡村这两个不同的空间场域与人物之间关系的表达 , 却依然是别有意味的 。
作为影片乡村叙事中的一场重头戏 , 超英与占义找粮店老板看监控录像的故事段落 , 除了具备“破案”故事常规的叙事功能之外 , 客观上又有效地凸显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 , 以及在这种古老的人际关系中人物的处境 。 超英与占义要求观看监控录像的诉求不无意外地遭到了粮店老板的拒绝 , 而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打电话找熟人 , 或者是熟人的熟人 , 然后轻而易举地就达成了目的 。 即便是与城市同样面临着现代化进程 , 即便是人际沟通更多借助了手机这样的现代通讯手段 , 但却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特质 。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 ,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 ,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2) 而作为人际关系核心 ,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 。 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 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 , 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 , 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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