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重磅！全国首部《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编译史料在沪推出( 二 )
罗圣婕一逮到空闲时间就做校对 ， 由于使用的电脑不同 ， 修订批注中出现了不同的颜色 。
为保证注意力高度集中 ， 桑清圆每天早上先抽出一个小时审校 ， 然后才开始工作 ， 遇到本职工作来不及的情况 ， 下班后还得加班补回来 。
遇到同学们弄不明白的单词“KYRGYZSTANT” ， 张敏工作之余经过检索 ， 终于在WIPO官方网站一篇文章中找到了答案——“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和创新局(Kyrgyzpatent)……”
就在大家应接不暇时 ， 经过协商 ， 项目第二个国际条约——《马拉喀什条约》编译组组长林抒蔚加入了进来 ， 这位来自上海普陀法院的法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 ， 进法院前从事了4年的笔译工作 。
被临时“征用”的还有上海高院的陶冶 ， 他曾留学比利时根特大学 ， 取得“欧盟与比较法”硕士学位 ， 现在正在攻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 也是上海市法学会涉外法律人才库的一员 。
6月16日 ， 经过法官组所有人的努力 ， 《北京条约》第一阶段史料全部审校完成 。 据统计 ， 中文字数达16万余字 。
编译项目
“建立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深入学习与理解国际条约表达的真实含义以及背后的历史逻辑 。 ”“WIPO知识产权国际政策法律文本库建设项目”发起者之一、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侍孝祥介绍 。
作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版权法教研室主任和互联网法治研究院（杭州）秘书长 ， 侍孝祥认为 ， 一部国际条约生效以后 ， 缔约国需要通过立法调整以履行条约义务 ， 通过司法实践使得条约规则落地 ， 所以仅仅理解国际条约的字面含义是远远不够的 ， 还要全面掌握条约的立法精神和各国的立法博弈情况等等 。
“而想要吃透一项条约 ， 最好的办法就是‘追本溯源’ ， 把条约制定过程中产生的文献挖掘出来 ， 全面了解它的诞生历程 。 ”他说 。
WIPO文献编译工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由学生组对国际条约相关史料进行检索、筛选和初始翻译 ， 然后由法官组对编译稿件进行审核校对 ， 最后由教师团队再次校对、定稿 。
“去年10月 ， 我刚进学校不久 ， 就加入到了项目中 。 ”说这话的是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程欣怡 ， 她也是《北京条约》编译工作学生组的组长 。
程欣怡至今还记得 ， 当初在WIPO官方网站输入“Audiovisual Performances”(视听表演)后 ， 一下子跳出几千个会议文件的场景 。
“检索初期 ， 我完全理不出头绪 ， 也有过向老师求助的念头 ， 但自主研究是研究生的必修科目 ， 思量过后 ， 还是觉得要先靠自己想办法 。 ”程欣怡回忆 。 没想到 ， 随着文件浏览数的增多 ， 竟真让她摸到了“窍门” 。 原来 ， 《北京条约》的立约由WIPO“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及其前身“视听表演议定书专家委员会”具体负责 ， 两组织前后共召开40余次会议 。 她把这些会议分摊给组员们 ， 由组员们按照会议名称去检索具体文献 ， 工作一下子变得有的放矢起来 。
截止2019年10月 ， 同学们在WIPO网站上一共搜索到与《北京条约》相关的会议15个、待编译文献53份 。 其中 ， 共有7份文献已有中文译文 ， 并经审阅纳入编译成果；另有46份英文文献无中文译文 ， 先期选取11份在第一阶段完成编译 。
老师、法官、学生在WIPO知识产权国际政策法律文本库建设研讨会上交流发言 。 王嘉楠 摄
如何统一专业术语的表达 ， 是初始翻译阶段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 2019年11月 ， 第一次WIPO知识产权国际政策法律文本库建设研讨会在上海崇明召开 。 会议中 ， 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 。
“我们可以做一个术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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