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典籍|大江健三郎与日本的孟子民本思想( 二 )
后来 ， 大江在文章中引用了三宅石庵在怀德堂发表的讲义：“利者 ， 纵然不使刻意相求 ， 利亦将如影随形也 。”这显然是日本近世儒学教育家对《易经》中“利者 ， 义之和也”的解读 ， 典出于《易经》“为乾之四德”中“元者 ， 善之长也 。亨者 ， 嘉之会也 。利者 ， 义之和也 。贞者 ， 事之干也” 。孟子在《孟子谏梁惠王》中亦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我们也可以将孟子向梁惠王所作谏言 ， 理解为孟子学说在《易经》义利观的基础上所作的寓言式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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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德太子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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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江户时代最著名画家狩野山雪于宽永二年所画孟子像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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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鹿素行 资料图片
贰.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与尊孔抑孟
大江健三郎认为 ， 在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之下 ， 孔子与孟子学说在日本社会受容与传承的际遇迥然相异——“普遍认为孔子的《论语》有利于天皇制 ， 因而比较欢迎《论语》 ， 同时认为孟子学说中含有反天皇制的因素 ， 便对孟子及其学说持反对态度 。”
观照孔孟学说东传日本的历史 ， 孔子学说在圣德太子时期便奠定了儒家正统的地位 ， 演变为天皇制伦理的法理基础 ， 而孟子学说 ， 则由于民贵君轻的基本政治伦理天然违背了天皇制自上而下的尊卑观 ， 从而成为东传日本之儒教的异端 。这种尊孔抑孟的主流意识形态 ， 直至伊藤仁斋的出现 ， 才得到反思和受到批判 。
《论语》早在三世纪后半叶就开始传往日本 ， 公元285年 ， “百济博士王仁由于阿直歧的推荐 ， 率治工、酿酒人、吴服师赴日 ， 并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 ， 这就是汉文字流入日本之始 。其后继体天皇时（513—516）百济五经博士段杨尔、高丽五经博士高安茂、南梁人司马达赴日 ， 又钦明天皇时（554）五经博士王柳贵、易博士王道良等赴日 ， 这可以说是以儒教为中心之学术文化流入日本之始” 。（朱谦之著《日本的朱子学》）
如果说这大约三百年间的儒学传入是时断时续的涓涓细流的话 ， 那么到了七世纪 ， 即中国的隋唐时期、日本的推古天皇时期 ， 这涓涓细流就成了奔腾于日本本土文化这个河床中的汹涌洪流 ， 广泛而持久地滋润着干涸的本土文化 。在这个时期 ， 有史可考的日本第一位女天皇炊屋姬 ， 也就是推古天皇 ， 为了抗衡把持朝政的权臣苏我马子 ， 故而册封自己的侄儿、已故用明天皇的儿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 ， 这位皇太子便是后世盛传的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对内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 对外则不断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 ， 借以如饥似渴地吸收和消化来自中国的先进文化 ， 其中就包括从中国大量引入的儒学和佛教文化 。圣德太子更是学以致用 ， 很快便基于儒佛文化亲自拟就并于604年颁布了旨在对官吏进行道德训诫的《十七条宪法》 ， 试图以此为基础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 。该《宪法》除去第二条之“笃信三宝”和第十条之“绝忿弃嗔”取自佛教经典外 ， 其余各条尽皆出自儒学经典和子史典籍 。
可以说 ，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 ， 《论语》和《五经》都对《十七条宪法》带来巨大影响 ， 从而为建立以天皇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做了前期准备 。当然 ， 我们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 ， 这部宪法引入《论语》者有四 ， 而引入《孟子》者则为一 。也就是说 ， 在大规模引入中国儒学的初期阶段 ， 或许是对于孟子的民本思想不甚了解 ， 圣德太子还是对孟子表示出了敬意 ， 尽管在《宪法》中的参考和引用大大少于孔子的《论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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