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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银杏合伙人刘韬：警惕“公益市场化”

徐永光先生曾撰文《公益市场化刍议》（以下简称"徐文"） ， 笔者认为文中所谓的"公益市场化"之论颇不认同 ， 略有一些小想法 ， 写下来向大家求教 。
当我们在谈论中国NGO这个场域（field或者arena）的时候 ， 所使用的词汇其实是不同的 。 抛开徐文所使用的"公益" ， 常见的还有"第三部门"、"慈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等 ， 不同的描述方法之间蕴含了不同的价值判断 ， 即便在西方也大体如是 ， 比如说强调"公益"和"慈善"的会更倾向于讨论"扶贫济困" ， 采用"公民社会"的会更倾向于讨论"公义" ， 采用"第三部门"的则会强调一个所谓的客观视角来分析NGO的实际角色和作用 。

前银杏合伙人刘韬：警惕“公益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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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名词--连同NGO这个概念本身--都是西方的舶来品 ， 所以在翻译引进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增加描述的复杂性和困难性 ， 比如前几年颇有一些人宣称中国因为缺少"公民性"故而有"市民社会"而无"公民社会" ， 殊不知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都是civil society的不同译法--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 这就好像说红薯因为不接地气而没有地瓜甜--这种高论不过是在玩弄文字游戏 ， 对增进现实的理解或改善并无裨益 。 但是 ， 越是存在这种复杂性 ， 越是使得我们对"语词"本身的关注极为重要 。
在中国公民社会领域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先生 ， 在南方的一所大学里任教 ， 其主持的机构名称从"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变为"公民社会中心" ， 再变为"公民与社会发展中心" ， 后来索性另组"公益慈善研究院" ， 这看似不起眼的文字变化 ， 在笔者眼中却真实而深刻地映照出十余年间中国NGO领域"主旋律"的变迁 。
如果回到徐文本身 ， 则其用"公益"来描述中国NGO领域本身 ， 已经揭示出他所理解或他所期望的NGO的形象 。 无论是"公益"还是"慈善" ， 这种词语本身就假定了这个事情是好的--甚至在外文语境中也是如此 ， 但是NGO事实上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则原比这种"原善"假设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 。 更重要的是 ， 如果仅仅使用"公益"、"慈善"这样的词来书写NGO ， 则非常容易舍弃NGO对"进步"、"公义"的追求 ， 粉饰成一个纯粹的批发商或承包商 。
有人或会认为质疑"公益"语言的合法性是小题大做 。 然而绝非如此 ， 事实上 ， 只有将NGO领域单纯理解成"公益"、"慈善" ， 才有可能将NGO弱化为服务供应商 ， 从而变成"可市场化的" 。 因此 ， 徐文最大的问题 ， 在于他给中国NGO领域设定了一个自我矮化和弱化的理解框架 ， 在此框架中NGO只是来提供产品的 ， 其余相关方都是消费者 ， 而与"行政化"的方式相比 ， 显然"市场化"的方式更有"效率" 。
但是 ， 难道NGO仅仅是承包商吗？显然不是 。 挑战现有结构、重设既定议题、追求实质进步和公义 ， 这NGO在过去二十年的转型中国已经发挥了的作用 ， 也是未来应该扮演的角色 。 对于普天下所有的NGO来说 ， 其政治本质（political nature）是与生俱来、毋庸置疑的 ， 即便在中国我们因为现实环境的影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讨论这个方面 ， 却并不能因此就将NGO放在一个纯粹的市场和国家空白的潜在填补者的位置 。 "公益市场化"的提法实际上完全抽离了NGO的政治本质 ， 假定其是完全政治无涉的 ， 这既不符合已经发生的事实 ， 更无助于中国NGO未来的发展 。 以此出发 ， 徐文本身从一开始就假定了一个错误的前提和框架 ， 并在此框架下一路狂奔无法遏制 ， 甚至提出了"市场营销"这种让人哭笑不得（当然也可能会让某些"公益人"趋之若鹜）的倡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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