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司马迁“爱奇”辨析:反经之奇

《说文解字》载:“奇,异也。一曰不耦。”可知“奇”是奇异,非同寻常的意思。“爱奇”是后人对司马迁《史记》特点的评述,历代学者对“爱奇”的论说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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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提出司马迁“爱奇”之说的是汉代的扬雄,他在《法言·君子篇》中说:
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从上述扬雄的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扬雄虽然提出了司马迁“爱奇”说,但并未对“爱奇”作进一步的解释,只是将司马迁的“爱奇”与孔子的“爱义”相提并论。后人对于扬雄所提出的“爱奇”说则多有阐述。如对于“多爱不忍,子长也”一句,晋李轨注:“《史记》叙事,但美其长,不贬其短,故曰多爱。”李轨认为“多爱不忍”是指司马迁善于褒扬人物的长处,不贬斥人物身上的短处,不因为其身上有缺点则弃而不录,所以说他多爱。宋代宋咸注:“迁之学不专纯于圣人之道,至于滑稽、日者、货殖、游侠,九流之技皆多爱而不忍弃之。”他认为司马迁的思想不单是儒家思想,因而司马迁在取舍人物时并不只是依照儒家标准。“滑稽”、“日者”、“货殖”、“游侠”等九流之技虽不符合儒家评价人物的标准,但司马迁都有记载,所以他多爱。宋代吴祕的观点与宋咸相似,吴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马迁皆序而录之,是多爱不忍也。”他认为司马迁对那些不能垂范后世,无益于教化的人物都加以序录,是为多爱。从以上可以看出,后人对于司马迁“多爱不忍”,即“爱奇”的解释多是从选取人物是否符合儒家道义的标准来论述的,认为司马迁的“奇”是与儒家正义对立的一个范畴,以奇为“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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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之后,最先对司马迁“爱奇”进行评论的是三国时期的谯周,他在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评论中说:“司马迁爱奇之甚。”这个评论是针对司马迁说“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而发出的。认为司马迁“爱奇”就是在《史记》中采用了大量驺衍的不轨之言,如《孟子荀卿列传》: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驺衍的九州言论很是荒诞离奇,充满神异色彩,故而《史记索隐》评曰:“桓宽、王充并以衍之所言迂怪虚妄,干惑六国之君,因纳其异说,所谓‘匹夫而营惑诸侯’者是也。”但是司马迁却将这些无稽之谈记入史册,因而谯周说他“爱奇之甚”。这里谯周所谓的“爱奇”和扬雄之意相同,均是将“爱奇”与“爱义”对立。
在扬雄将司马迁的“爱奇”与孔子的“爱义”并论之后,刘勰则把“爱奇”与反经联系起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游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刘勰认为“爱奇”是反经的,是违反正理的,是不符合儒家辨别是非的标准的。“反经”说并非刘勰首创,这一说法历来有之。刘勰的观点是基于班彪的言论而总结出来的。班彪评论《史记》说:
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
从班彪的言论来看,他认为司马迁有“三失”:推崇黄帝、老子而看轻《五经》;《货殖列传》看轻仁义而以贫贱为可耻;《游侠列传》看轻守节操而看重世俗功效。其子班固继承了班彪的观点,只是在表述上略有不同而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
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班固认为司马迁在谈论大道理时,黄老地位在上,《六经》地位在下,从而贬低了《六经》的地位;记叙游侠是降低处士的地位而抬高奸雄的地位;叙述货殖是崇尚权势财利而羞于低贱贫穷。班氏父子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货殖”和“道游侠”不过是这个中心观点所派生出来的两个分支而已。其实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与后来刘勰所说的“反经”观点实质相同。但对于司马迁的“爱奇”是否“反经”这一问题,历代大家仍争论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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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批判司马迁尊黄老而反经。如南朝宋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对于班固“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言论说到:“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即裴骃是赞成班固的观点。唐代的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也曾讲:“圣人谓周公、孔子也。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黄老,崇势利,是谬于圣人也。”他认为圣人之道是崇儒尚德,而司马迁尊黄老之学,崇尚势利,这与圣人之道是相违背的。刘知几在《史通·探颐》篇中也认为“迁之纰缪,其流甚多。”又说“先黄老、后《六经》,进奸雄而退处士。此之乖刺,复何为乎?”刘知几也认为《史记》有“反经”的记载,将“先黄老、后《六经》”看作是司马迁的纰漏谬误。到了苏轼更是将“先黄老、后《六经》”看作是司马迁的两大罪责之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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