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 五 ) 今年七月

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就像长江和黄河流域一样，而古希腊和波斯是另外两片地区。假如中国的长江和黄河之间不是一些平坦的小丘陵，而是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一样的沙漠地带，那这两片地区就可能不会如此融合，而会独立发展。类似的观点和推论在许倬云的许多文章里都有体现，许倬云十分关注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

这或许是受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许倬云喜欢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他曾说，这样做不是为了寻找定律，而是要寻找各文化发展的特殊轨迹。雅斯贝尔斯曾提出，在超越性的关怀出现时，古代文化才突破进展为文明，其中的若干人成为特定的价值观的阐释者和传授者。许倬云则聚焦于，在个别文化突破进入文明后，到底是哪几种特色决定了这些古代文明日后开展的特定方向。以此，许倬云才能得以进一步解释韦伯命题和李约瑟命题的意义。

当时，芝大是马克斯·韦伯思想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据点。许倬云也承认，韦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方法。许倬云的博士论文

（后出版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就很“韦伯”——他尝试使用统计方法，根据春秋战国不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家世与社会背景，测量各时代社会变动的方向和幅度，再从这些现象探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诸变量如何配合而变动，还顾及了社会成员在阶层间的升降和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许倬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他看问题的角度，就会经常会关注不同变量之间的互动——他不认为历史是由哪一种特定的力量推动的；每一特定时期的历史，都是由一系列变量配合才有其特定变化。 “网络”、“变量”、“关联”、“互动”一直是许倬云历史著作里的高频词汇。这种看待历史和社会的特定视角，贯穿了许倬云一生的专业研究和通俗写作。在讨论中国历史的分与合时，许倬云还将这种方法总结为“体系网络” ，颇具有系统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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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期间的留影。

韦伯除了影响许倬云的研究范式，也影响了许倬云的问题意识。许倬云对为何资本主义不首先在中国出现这个韦伯命题也饶有兴趣。在写《汉代农业》的时候，许倬云就结合人口压力、农耕技术、市场网络、政府与工商关系等诸方面，试图阐释出中国小农经济的特色。许倬云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在汉代，国家一反战国的趋势，一步步收取社会资源，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城市手工业被毁，农村的手工业则接过了手工业的部分任务。这种情况在明代晚期达到了巅峰。手工业需要集散的机制，所以中国有着庞大的集散市场系统。这也是许倬云强调道路的重要性的原因——中国的道路网编织了中国的商品、信息和人才的交换网，并形成具体的经济性共同体。

这个农舍工业和市场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特色。中国在这两千年中，达到了人口、土地和产业间的平衡。可是，在机器大生产之前，这样的衡态发展到一定水平就很难提升。这就需要增加耕地，农民不断去开垦森林和草原，这就破坏了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精耕细作需要大量劳力，反过来大量劳力也需要大量粮食去养活。最终，中国达到了土地和人口始终是边际程度的衡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