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游走在学术与大众之间( 六 ) 今年七月

这种衡态使得中国人民安土重迁。在人口实在过多的时候，多余人口迁移找新土地开垦，甚至会因此下南洋。这种农业模式需要集聚庞大的劳力，也使中国形成了以家族为本的社会网络，形成聚村和族居以及差序格局，配套以儒家的伦理观念。共同的经济社会与理念普遍渗透于各阶层，这反过来塑造了中国人的认同。因此，无需宗教、民族或种族，古代中国能形成包容性极大的文化认同。许倬云在《汉代农业》里的主要观点和其衍生的推论，在他后来的通俗历史著作中都颇有阐发。

对现实的深切关怀

成为“半个采访人员”

许倬云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切思考和关怀。早在许倬云上高中的时候，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遗风，就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辅仁中学，他早熟的同学们会因为政见不合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当时，许倬云并不理解，为何歧见能演变为人身攻击，但这也是他政治辩论的启蒙。

在芝大求学时，许倬云并没有一头扎进书斋中。在他赴美时，一位美国教授曾叮嘱他，此行不只是读一个学位，更是要珍惜机会研读“美国人和美国社会”的这本大书。

美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好被许倬云赶上了。许倬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认识了许多年轻的神学生和年轻牧师，他们来自不同的教派和宗教，却都有激烈的反叛意识。他们吃饭、洗澡的时候，经常一起激烈辩论一些跟文化价值观念有关的话题，吵的比学术研讨会还要激烈。这些争辩打碎了许倬云的宗教观。为此，许倬云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许多民权运动者的事迹和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病。为了帮助他的舍友们，许倬云还参与到民权运动当中，抵制美国地方政客的胡作非为。这段经历也影响了许倬云的立场取向。

在许倬云读完博士之后，他回到台大教书。当时大学里斗争十分激烈。在1962年到1970年期间，许倬云与几十位大学教授成立了“思言社” 。实际上， “思言社”是在模仿英国的费边社——即英国工党的祖先，他们希望温和渐进地推行社会福利体制。但这也给许倬云招来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