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元代杂剧:北剧南移文化下乡,并非为了拓展市场,而且衰落的迹象( 二 )
元杂剧演出市场中心的迁移,随着杂剧艺人的活动地域变化而变化,有的是北方杂剧艺人南下或四方游历,也有的是南方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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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庭芝《青楼集》所记载的元杂剧演员中,不少是“驰名”于南方,如小玉梅,“姓刘氏,独步江、浙”;赵真真“冯蛮子之妻也。善杂剧,有绕梁之声。其女西夏秀,嫁江闰甫,亦得名淮、浙间”;李真童“张奔儿之女也。十余岁即名动江、浙,色艺无比,举止温雅”。大都著名演员珠帘秀也在统一后来到杭州,后嫁道士以终。
与南部新兴演出市场相对比,南部的杂剧创作日渐衰弱,最终在文化上被南曲以及地方戏曲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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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剧演出由都市转入乡村
中书省内部演出空间由大都会转向乡村,且演出场所沿繁华通商要道集中分布。这一时期大量的元杂剧戏曲文物与古戏台为元杂剧空间转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从空间上看,文物出土地点、现存古戏台发现地点分布于多集中分布在太行山西南余脉狭窄平原与汾河沿岸,农业发达,经济繁盛,历来为秦晋交通要道与通商必经之路,大多数戏台遗址如今也位于村落繁华的中心位置,与庙共生,占地面积广,地位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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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元杂剧演出市场呈现节庆式周期。有学者将元代古戏台视作元杂剧流动作场的遗迹,是有说服力的。
万荣县孤山风伯雨师庙戏台石柱顶部刻有“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的字迹,留下了大德年间(1305年)平阳府艺人张德好率杂剧班沿汾河南下作场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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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市场中心转移原因分析政治统一促进文化交流
杨荫浏先生将北方元杂剧市场发达以及随后向南转移现象归因为政治因素,即初期北方发达与“元代初期接近政治中心地区,其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之特别尖锐有关”,至向南迁移,则是因为随着政治势力之南及,政治中心之南移,音乐文化也往往受动推移,现出由北往南发展中心迁移的倾向。80年代大量山西古戏台和戏曲文物的发现,证明了元代中后期北方戏曲依旧的兴盛发达,只是转移到了平阳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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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商政策迫使文化市场萎缩
从历史数据来看,商税税率较低时,元杂剧文化市场发达,商税趋于严苛,出现抑商政策时,则市场现金流减少,元杂剧市场容易萎缩。从商税收入总额来看,至元七年,立法始以三十分取一。至元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税,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抑商政策强推了近四十年。
北方商税迅速增长的同时,文化市场发生转移至商税增幅较缓和的南方地区。1279年——1368年间,富庶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商税并未显著增长,士人、商人、手工业者易获得更为富余钱财进行文化消费;而腹里地区商税激增,市场通货有限,剧作家与演艺者无法面向市场生存被迫转移,文化市场整体被扼制,这很可能是造成元杂剧中心发生转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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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积淀与延续
1127年,金人攻陷北宋汴京,将汴京宫廷和民间的大批伎艺人北掳,由巩县渡黄河经太行山北上,绕道云中(今大同)再折向燕山,途中乐工歌伎逃亡散佚,在平阳各地谋生,成为日后此地杂剧及歌舞百戏艺术的主要力量。
金世宗、章宗时期,宋金战事频仍,平阳地区却因太行山地势阻隔秩序稳定,经济繁荣,印刷业开始发达,为刊刻剧本创造条件。平阳地区香火旺盛,兴建诸多庙宇广布村乡,祭祀庆典频繁隆重,乐神娱人风气甚浓。
农民注重戏剧的热闹与祥瑞,对戏曲功能性需求超过对其艺术性需求,使得元杂剧演出市场减弱了对创作市场原创剧本的依附。当元杂剧发展中后期创作市场衰落时,杂剧伎艺人选择平阳地区继续谋生便是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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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偏好引导文化产品供给转型
中后期元杂剧北方乡村演艺市场随乡民受教育程度、日常生活需求而改变,出现大量不定期节庆式演出,比纯粹的商业演出多了仪式功能,搭台场戏除了给人看还要给“神”看,有的为祈祷丰收娱人娱神,如芮城县城东吕村连三戏台正对面从东向西依次设立关公、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三座神龛,希望各路神灵照拂;有的为庆祝生辰大宴四方,私人出资延请戏班前来助兴;有的为纪念庙宇奠基立碑,村民众筹出资邀请戏班歌功颂德。
所谓有村必有庙,有庙必有台,中后期的元杂剧成为中书省乡村地区社交生活的纽带,当创作市场萎缩时,戏班依赖前期积累的成熟剧目游走于乡村之间,无需追求推陈出新,巡游演出少量固定题材剧目即可满足乡村生活功能需求,受众偏好与文化产品供给十分匹配,大都会失去新鲜剧本支持的戏班和流动作场艺人被吸引前来谋生,元杂剧演艺市场便由大都会转移至周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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