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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录之作|《史记》的叙事特点( 二 )

实录之作|《史记》的叙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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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前256-前195）第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案是，乖乖地听项羽的话，传令汉军放下武器，保全我父亲的生命。这可以是一个选择，可是这绝不是刘邦的选择，这是儿女情长的人才可以做的选择。刘邦是争天下的大英雄，哪能为了顾全父亲的生命就可以放弃争夺天下至尊的位子呢？那么第二个选项，他可以不表态，继续作战，那这就是把他父亲的性命就送上了。因为项羽是在暴怒之下提出这个处置方案，刘邦如果不说话继续打仗，那他父亲就完了。刘邦再坏，也想保全父亲的生命，他第一不能投降，第二他又要保全自己的生命。我们看看刘邦是怎么回答的。刘邦当场就回答项羽，说项羽你我曾经约为兄弟（两个人在反秦的时候是联合作战的盟军将领，曾经有兄弟之约），既然约为兄弟了，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项羽今天非要把你的父亲给烹杀了的话，那么煮完了之后别忘了分我一杯肉羹。这句话一出，把项羽给搞懵了。项羽本觉得这个办法挺有效，可是这话一说，明明是刘邦的父亲，怎么就变成了我的父亲？而且这小子对于他父亲的生死根本不在意，还求分他一杯羹，那这样的话我煮了他父亲对他一点儿影响没有！这是项伯告诉项羽，你和他争天下，不能煮了他父亲，这样名声不好。如此，项羽居然就把刘邦的父亲给放了。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想刘邦的这个回答。我说这是刘邦的权变之计。既不投降又要保全父亲的生命，只有这个回答能奏效。这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回答，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了智慧的一种回答。可是从人性，从儿子对父亲的生命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能做出这个回答的只有刘邦这样的一个人。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把握项羽会怎么处置他的父亲，如果项羽一怒之下真的让他的士兵把刘老汉给扔到锅里，他父亲就被煮了。所以，冲着这个小例子，我们看得出，刘邦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把争天下当成他最重要的目标，可以置父亲的安危于不顾。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他怎么对待自己的子女，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他怎样对待自己的父亲。这是什么人性，这是什么父亲，这又是什么儿子！在楚汉之争那几年里，有多少精彩的历史瞬间，有多少决定了历史走向的重要的事情，司马迁是记不胜记。这两个故事要从政治史、军事史上来说，可以说无足轻重，但是司马迁就记下来了。这样一个片段的记载，短短的几句话，给后世的读者一个什么印象？但凡讲究点人心与人性的读者，都会感觉刘邦可以是争夺天下的英雄、是开国皇帝，但这个人的人品真是狠辣。这就是实录的一种。司马迁没有编，他记载下来真实的事情，让后世的读者对这样的开国皇帝充满着鄙夷之感。中国古代有一个不太好的文化传统，叫做“成王败寇”，争天下的时候谁胜利了谁就是英雄，谁就是帝王，失败的一方总是被归为叛贼乱寇一类。可是也有反例，楚汉之争中的刘邦与项羽就是一个反例。多少年下来，历朝历代的读者，特别是富有情感的文人骚客，一讲到刘邦胜利了项羽失败了，很多人都表示扼腕叹息：那么正直的人，那么讲人格的人怎么就失败给这样一个地痞流氓式的人了呢？这是一种反例，这个反例就是司马迁的记载造成的。这就是实录精神的可敬之处与可怕之处。《史记》的第二个特点，略古详今略古详今指的司马迁的一种记事方法，对古代的事儿记载的相对简略，对他所处的那个“当今时代”记载得比较具体。这个当今时代，讲得泛一点儿就是战国到西汉，讲得再具体一点儿其实就是秦汉历史。《史记》记事最精彩的是在秦汉史这方面。怎样理解略古详今的叙事方法呢？司马迁讲自己是如何写书的，用了几个字叫做“略推三代，录秦汉”。三代是夏商周，年代久远，司马迁就简略地记载。“录”是详录的意思，这也就是说，他表明了自己把秦汉史当作记叙的重点。如果大略地统计一下，《史记》用了50多万字的篇幅，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这个时代这三千年的历史。其中，大概有将近一半的内容是用来记载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的，从时间跨度上，三千和一百的比例相差很大，可是这百年间的历史用了差不多一半的篇幅来记载。最能够体现司马迁略古详今编撰精神的，当推十表的编纂安排。对上古的夏商周三代，合立一个“世表”，叫做三代世表，以每位天子的在位时间为一史，以略举大要；对近古的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则分立两个“年表”，逐年记事；而对动荡巨变的秦汉之际，则立“月表”，逐月详载历史演变的走向；进入汉代，则以分类年表的形式，别立六表，逐一记事，既条例清晰，又扩大了史表的记事范围。世表、年表、月表、分类年表的安排，真是匠心独运。“略古详今”的思想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史记》的第三个特点，“寓论断于叙事”这是司马迁的一大发明，其他人未曾有过。在司马迁之后的历史学家有人也想模仿，但是都模仿不来。这是司马迁记事风格中非常鲜明的一点，他把自己的真实判断不公开地讲出来，潜藏在记载历史事件的自然的文字叙述之中，你只要好好去读，你一定读得懂他为什么这么记。我举一个例子来说，讲汉初的第一政治大案，韩信一案。韩信是汉家开国第一元勋，客观说来，如果没有韩信这个军事天才的帮助，刘邦要想战胜项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后来韩信在开国之后，不断地受到猜忌，后来受到迫害，两次被以谋反之罪受到处置。第一次“谋反”被抓之后，查无实据，但是汉高祖刘邦依然把韩信由原来的王（最初受封为齐王，后来改为楚王）改封为淮阴侯，并且不许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淮阴县，而是限制他在京城居住，这其实是一种变相地软禁。第二次说他谋反，干脆就把他灭了三族。一代开国元勋最后弄了个被灭族的结果！他的两次谋反是否是冤狱？后世人有许多人是持冤狱这种看法的，为韩信的谋反案作平反昭雪。古代文人有，现代的学者也有人继续在做。如果大家感兴趣，我有一本小书《韩信评传》，把历代学者对韩信是否是谋反各种不同的说法都罗列了一下，当然其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分析与判断。后人所有为韩信平反的文章，所有的材料来源都来自于《史记》。可是想一想，司马迁是汉朝史官，韩信一案是汉初的第一政治大案，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必须依据的就是当时朝廷对这个案子所做的结论，他要根据那个档案来写。也就是说，他不敢把韩信蒙冤受屈这事儿公开说出来。表面上他的文字叙述好像都是在用着汉家朝廷的原始档案的结论，可是他巧妙的记事，就给后人做翻案文章，给后人反思这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正因为如此，我们读了《史记》，就会产生“惜信憎刘之感”，为韩信感到惋惜，对刘邦表示憎恶。这怎么实现的？这就是司马迁在记载楚汉之争的过程中和开国之后，刘邦与韩信之间那些相互关系的文字，给我们留下了进行反思与重新思考、重新评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依据。在这里我给大家讲几个例子。韩信第一次被抓住，被贬为淮阴侯之后，被迫软禁在京城里边。有一次他闲着无事，走到了汉朝猛将樊哙的府邸。樊哙是刘邦手下第一员猛将，参加过鸿门宴，打过许多恶仗。个人关系上，樊哙和刘邦是“一担挑”，两个人的妻子是姐妹俩，私交也很好。樊哙听说韩信来了，赶紧跑到门口来迎接，把韩信接到府中，对韩信特别敬重，一见面是跪迎，说了一句话：“不意大王！”我没有想到大王居然到我家里来了，感到特别荣幸。而此时的韩信已经不是王了，他已经被贬为淮阴侯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带着政治污点被软禁的侯。樊哙对他毕恭毕敬。等到樊哙送他出来之后，韩信走到大门口外边，回头哈哈一笑，说了一句话“不料想我韩信这一辈子居然落到了和樊哙一样的行列里。”两个人都是侯，樊哙这会儿是舞阳侯，韩信总自视甚高，在这里表现出来了，韩信的那种不善于自保也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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