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之作|《史记》的叙事特点(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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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哙（前242年-前189）我更感兴趣的是樊哙。从个人情感上来说，他自然是应该站在刘邦一方的。而且樊哙在刘邦处理诱捕韩信的过程中全程参与。在韩信倒霉之后，他却对韩信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敬重。这个态度为什么会转变？我推测只有一种可能，樊哙参与了韩信谋反案的立案审案过程，他知道韩信所谓的第一次谋反完全是冤案。所以这位“一担挑”对自己的那个皇帝亲戚内心必然有某种不满，觉得皇帝太不够意思了，人帮你打天下，刚打下天下来你就把人给收拾了。如果他没有这个感情转变，应该不会对韩信那么敬重。这是一个可以推测的地方。另外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韩信第二次被戴上了谋反的罪名被处斩，这个事情刘邦本人没有直接参与，是丞相萧何和当时的吕后两个人合谋完成的。所以有个成语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没有萧何当年的“月下追韩信”，韩信也不至于给刘邦再继续出力，韩信也就没有机会做汉军的大将，那么当然刘邦也开不了国；可是如果没有萧何作为韩信的老朋友，诱劝韩信到皇宫里去朝贺皇帝的征讨之功，韩信也不至于被杀得那么痛快。在萧何帮着吕后设计圈套把韩信杀掉之后，吕后割下了韩信的首级，将其装在了一个装有石灰的木匣里边，然后派人提着这个木匣去向刘邦报告。刘邦率军正在征讨途中，接到了信使送来的木匣，一打开韩信的首级在目。司马迁写到这儿，写了五个字“窃喜且怜之”，皇上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怜惜。这是种什么感情呢？高兴是正常的，他一直把韩信当成一个需要防范的敌手，现在这位潜在的敌手死了，他高兴，这是符合专制帝王的心态的。后边还有个“怜之”，司马迁写了这两个字下来，他告诉我们，如果在刘邦心目中，韩信就是谋反了，韩信被杀那是天然活该，有什么好怜惜的？刘邦那个人对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子女都能舍弃，你还能指望他对功臣有好心？如果在刘邦心目中，他相信韩信一定是谋反被杀的，他只有高兴的份儿，没有怜惜的份儿。“窃喜且怜之”，按照司马迁的理解，他当时有怜惜之心，而这个家伙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产生怜惜之心的人，所以这里暴露出来的信息，其实在刘邦的真实内心里，他也相信韩信是冤枉的。再向前追溯一下，追溯到韩信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看韩信和刘邦两个人，谁城府深，谁胸无城府但是为人坦荡。两个人有一次在一起聊天聊得高兴，刘邦问韩信：“你看我这些部下的军事将领，谁指挥军事作战的能力强，谁可以带多少兵？”韩信是个天才的军事家，说别的他没有兴奋点，一说到用兵他就立刻就忘我投身其中了，就对刘邦的将领做了个评论。刘邦听他说完，问了一句“你看我能领多少兵？”韩信正在说行家话的时候，很本真地说了句话“陛下可以领十万兵”。他居然说这位开国皇帝，这位曾经的汉军统帅只能领十万兵，刘邦心里有点儿不高兴，就接了一句“那请问你觉得你可以领多少兵？”韩信说：“我韩信用兵是多多益善。”刘邦又笑着问了一句，说：“我只能领十万兵，你用兵是多多益善，为什么你被我擒了？”韩信一听这话，立刻清醒了。这话犹如当头一盆冷水浇过来，这位军事统帅意识到了，我刚才的话贬低了皇帝提升了自己，所以他得做个解释。他说：“陛下是天纵英明，陛下不善于将兵，但善于将将。”说你不善于指挥军队，但是你善于驾驭将领，所以你是天纵英明，所以我就被你擒了，我心甘我信服。”两个人之间的这一段对答，埋下了事后的杀身之祸。我一直很佩服司马迁记事记人的本事，他通过一个场景，通过一段对话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的性格，“寓论断于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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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前155年？—前80年）我再举一个例子，涉及到汉武帝的一个重要政策——国营垄断经济政策。汉武帝搞国营垄断经济，把所有能赚钱的行当都归朝廷控制，禁止私人经营，帮着他做这事儿的人，就是桑弘羊（读音“祥”）。桑弘羊是中国古代六大理财家之一，十三岁就进了皇宫给汉武帝做理财的专职秘书，后来成为汉武帝倚重的左右手。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等一系列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时候，他是这个政策理论来源的提供者，更是这个政策的落实者与执行者，所以汉武帝的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推行与桑弘羊是分不开的。而这个政策在司马迁心目中是与民争利的政策，他反对这个政策，可是不敢公开写反对的话。司马迁是怎么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呢？我们来看他对桑弘祥这个人物的处理。第一个处理，不给桑弘羊立传。桑弘祥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又是理财专家，汉武帝晚年时期的托孤重臣里有他一位，他也曾经做过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汉家的制度里的重要性仅次于丞相，可以说这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司马迁是个有性格的史学家，既然我来写《史记》，该给哪些人立传，不让哪些人入传，我说了算。桑弘羊可以很有本事，可以很得皇帝的宠爱，但是在我的书里面就不让他出现，不给他立传。司马迁在《史记》里为很多他欣赏的小人物立传了，小人物可以入传，大人物桑弘羊就不入传，这是一种贬义。说实在话，如果不是后来有另外一本书《盐铁论》传世，我们后世人就不知道桑弘羊的理论和做的实事了。司马迁不仅不让他入传，还在《平准书》里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那一年天旱不雨，古人相信天人相通，老天爷不下雨是因为老天爷不高兴了，所以汉武帝下令让百官一起到南门下跪祷告求雨。就在皇帝下这个召令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卜士给皇帝上书，说皇帝你不用那么费劲，我听说了老百姓民间传言，有句话叫做“烹弘羊，天来雨”，你只要把桑弘羊给煮了，老天爷就会下雨。这就叫做“天怒人怨集于一身”。司马迁高明，他借助一个大臣卜士的奏章，用百姓传言，间接地表达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对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批判。“寓论断于叙事”在这儿看的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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