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ay|原创 农民起义烽烟四起,明朝的招安为什么会屡屡失败?

北京联盟_原题是:农民起义烽烟四起 , 明朝的招安为什么会屡屡失败?
明朝以前 , 招安可以说历代皆有 , 尤其是两宋 。不过 , 两宋虽然招安次数频繁 , 但其时社会矛盾仍以民族矛盾为主 , 因此无论是就招安的规模还是影响来讲 , 均不能与此后的明朝相提并论 。
明自正德时起 , 奸佞当道 , 社会矛盾激化 ,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其中尤以刘六、刘七等人举事影响为最大 , 他们先是同意负责镇压的马中锡采取的招抚策略 , 后又叛归山林 , 最终在王守仁的主抚之策下 , 才最终使叛乱得以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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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农民起义至崇祯朝达到高潮 , 《明史》称其时“群盗满山 , 四方鼎沸” , “盗贼之祸 , 历代恒有 , 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 。这些举事的义军首领 , 不少直接受到了《水浒传》招安思想的影响 。张献忠始初起义 , 明确表示图的就是“异日招安” 。
但是由于对朝廷招安诚意的疑虑 , 加之从《水浒传》悲剧结局中吸取的教训 , 明末各路义军虽表面声言效仿宋江之招安与忠义 , 实际仅将其作为斗争的策略罢了 , 那种死心塌地且毫无条件地接受招安少之又少 。而当时明廷“委政者非庸即佞 , 剿抚两端 , 茫无成算” , 这就使得明末招安问题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显得更为突出 , 当然影响也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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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三年(1630年)义军初起时 , 负责剿抚的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即主抚 , 但招安效果差强人意 , 杨鹤最终也因所抚义军的再度叛变 , 以主抚误国罪下狱论死 。实际上此次招安来自上意 , 杨鹤只不过是这一策略的执行者罢了 。崇祯四年(1631) , 朱由检在询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流寇事时 , 便已表示“寇亦我赤子 , 宜抚之” 。因此 , 在该年批给杨鹤的招降奏章中 , 即明确指示他“相机招安、允协朕意” 。此次招安失利 , 使崇祯帝有所悔悟 , 负责核奏此案的吴甡 , 事后说:“先剿而后抚 , 歼厥渠魁 , 胁从罔治 , 古帝王讨贼定案 。今渠魁借招安为名 , 给札予官 , 反杀胁从 , 戮良民 , 以克功级 , 天下之祸有决裂不忍言者 。前此塘报多蒙蔽 , 上始知言抚者误 , 谕督抚镇道等官如按臣言 , 歼渠散党 , 毋再蹈覆辙” 。
明末农民起义自杨鹤主抚而始盛 , 然而继之“专办流贼”的陈奇瑜 , 似乎并未从中吸取教训 。初剿成功 , 陈奇瑜即以为“湖广贼尽 , 鼓行而西 , 谓贼不足平也” 。官军四集 , 义军十分惧怕 , 遂“悉遁入兴安之车厢峡 , 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 。峡四山巉立 , 中亘四十里 , 易入难出 。贼误入其中 , 山上居民下石击 , 或投以炬火 , 山口累石塞 , 路绝 , 无所得食 , 困甚 。又大雨二旬 , 弓矢尽脱 , 马乏刍 , 死者过半 。当是时 , 官军蹙之 , 可尽歼”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歼敌机会 , 然奇瑜无大计 , 又本主抚 , 在左右将帅的怂恿下 , 遽许李自成、张献忠的伪请降 , “先后籍三万六千余人 , 悉劳遣归农 。每百人以安抚官一护之 , 檄所过州县具糗粮传送 , 诸将无邀挠抚事 。诸贼未大创 , 降非实也 。既出栈道 , 遂不受约束 , 尽杀安抚官五十余人 , 攻掠诸州县 , 关中大震” 。若从此后义军发展的情况来讲 , 此次李自成与张献忠的侥幸逃脱 , 恐怕是最令明廷士大夫扼腕痛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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