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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花木兰”遍地的时代，女性崛起了吗？

在今天 ， 作为生产力和消费者的女性 ， 蕴含了强大的社会能量 。毫无疑问 ， 这也是“女权”类话题能够持续引发公共热度的动力之一 。如果我们将舆论空间理解为一个话语的市场 ， 有消费实力的女性显然在话语分配层面具有极强的存在感 ， 而最关心女性问题的群体 ， 显然就是女性本人 ， 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 。如今 ， 大多数媒体若不考虑女性读者的需求就无法生存 。对于那些面向中产阶级的媒体来说 ， 有关“女性”觉醒的内容已成为其核心关怀 。这也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能在这个夏季搅动媒体社交圈的原因之一 ， 它迎头击中了主流都市女性的欲与痛 。
波伏娃有关女性境遇的控诉正在改观：“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或者闺房里 ， 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 ， 却哀怨她不会飞翔 。”当今女性在各个方面试图争取被历史亏欠的一切 ， 这是时代许诺了的趋势 。
|在“当代花木兰”遍地的时代，女性崛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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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母亲节 ， 短视频博主Papi酱的一条微博引发了网友们对“冠姓权”的大讨论 。
2020年 ， 性侵养女案、papi酱冠姓权等公共事件 ， 不断为之催生新的讨论维度 。中产阶级女性关注内心感受 ， 热衷性别新闻 ， 敏于觉察并试图扭转女性身份在生育、就业、情感、性与暴力等方面带来的纠结、不快或伤害 。不过 ， 这一系列积极进取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翻转了社会地位 ， 或是在职场、家庭中压倒了男性——话语的斗争虽然强劲 ， 但话语首先争取的是承认的政治 ， 而与实际成果和现实境况之间往往存在错位 。
撰文 |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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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苦劳 ， 到苦恼
今天的女性 ， 主流的自我期待和社会期待都是成为独立女性 ， 像是上野千鹤子所说的“长着女性面孔的儿子” ， 或是当代“巾帼不让须眉”的“花木兰” 。也因此 ， 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的女人 ， 比前现代社会的女人们更多了一些烦恼 ， 她们必须费力去争取那些仿佛跳起来就够得着的东西 。相反 ， 前现代的女人则无需参与男人们的竞争——这种机会压根不存在 ， 她们只需要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承受被决定好了的苦劳 。而如今 ， 任何一个对于给定位置感到不满的女性都会感到苦恼 ， 于是不得不主动去应付来自社会的厌女行径及厌女情绪——这是来自父权制历史不那么愉快的馈赠 ， 如影随行 。
上野千鹤子说过一句大实话 ， “没有厌女症的女人 ， 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成为女性主义者 。”所谓“厌女”（misogyny） ， 是指对女性的憎恨与厌恶 。但在实际经验中 ， 厌女不只是憎恨女性 ， 还包括歧视、轻蔑、贬低女性 ， 厌女者对女性的种种观点 ， 归根结底在于对方的女性身份 。女性自己也会厌女 。尽管常常有女人号称“我从来没有拘泥过自己是女人这回事” ， 但这句话要么可以翻译为“我一直在回避与厌女症的正面抗争” ， 要么可以理解为“我的地位优越 ， 这使我免于普通女性的苦恼” 。
我们得承认 ， 当代女性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尽管更多的自由样式集中体现在消费层面） ， 不过 ， 厌女症的诸种变体仍然阴灵不散 ， 甚至变得更为隐蔽和灵活 ， 阻碍着女性走出自我压抑和自我厌恶 。在“男女平等”、“性别中立”的“新常态”之下 ， 对于这种社会惯性的克服 ， 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女性内在认同探索上的阻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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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女性有多“自由”？
“时代不同了 ， 男女都一样 。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 ， 女同志也能办到 。”历史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生产理念 ， 为中国女性留下了超乎其他东亚儒教国家的性别解放遗产 。然而 ， 今天女性的权利与自由 ， 则更为强劲地彰显在消费层面 。消费层面的自由感 ， 造就着今天的“独立女性” 。
女性在平等、无差别地消费着什么文化产品？比如俊美、温柔、纯欲的“小鲜肉”明星 。“追星”带来恋爱的感觉， 使得女性愈发对日常生活中那些缺乏性魅力却迷之自信的“直男癌”不屑一顾 。各式关注女性焦虑的电视剧、“她综艺”——“少女们”的女团向女性提供关于如何与自我较劲、投射理想女性气质的青春范本 ， “姐姐们”的女团则教授我们如何光鲜地对抗时间的磨损 。“她综艺”尽管总是不可避免地迎合和承受男性目光的凝视 ， 但主体的消费者仍是女性姐妹 ， 一种教学手册式的女性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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