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义气》江湖经验中的血气审美和消极教养( 三 ) 江湖|义气|经验|合取|庙堂文化

　　这种反思，必然导向了江湖义气经验的第二种求索方式：教养维度。冯庆以钱大昕“小说教”为发端，强调江湖文艺必然导向的江湖教养功能。这种教养以对感性的激惹-禁制装置为基础，却赋予了超越这一基础的气质：“英雄”生命。在中国思想史中，这种“英雄”生命虽然重要，却是对“圣人”生命的次级补充。牟宗三曾认为，汉唐之盛在于后王的英雄生命，这些生命虽与天理偶合，却不纯粹，故只能成就没有内圣背书的“外王” 。在牟氏哲学后又随意附加新外王，最终导致其形上学努力和政治学努力成为单独的饼皮和薄脆，没有成为一套馃子。根本原因，仍然是他缺乏江湖视野的缘故。

　　冯庆的表达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江湖社会以互忘互疏为本然状态，以血亲拟制为黏合剂，包含了一种不可能组织化和规范化、又必须组织化和规范化的矛盾状态。江湖英雄的实质就是这种矛盾状态的反映。通过解读《鹿鼎记》，冯庆发现了江湖“英雄”的内在蕴藉。在绝对道德状态和精神气质上， “英雄”毫无原则和规定性；而为了“整合”这一最低限度的目标， “英雄”又极度“讲政治，讲道德” 。韦小宝为了“义气” ，可以出卖无数人，也可以搭救无数人，但他却对真正的伦理规范毫无兴趣。但是，这样的“英雄” ，却十分适合教育“江湖”群英。其原因恰恰在于，韦小宝既很好地禁制了江湖英雄肆意撕扯社会基本秩序的血气冲动，又拱手让出了“义气为何”的解释权。这种“消极教养”的成立，某种程度上规划了具有中国特色大众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治理功能和文化底色。

　　当然，冯庆并未把“江湖社会”和“江湖文化”塑造为批判性的乌（异）托邦。他所思的关键在于， “江湖”作为一种问题形态和思考立足点，如何对治当代中国的大众社会。实际上，对治这一空前流动性、技术发展和时空折叠作用下的东亚现代性高潮的分析工具，深度溢出了所谓“批判理论”或“文化研究”的空洞话术，后者仍然用某种舶来的框架理解当代中国经验的流变。这种剖析白鼠式的研究并未切中肯綮，也不能面对整个中国社会甚至庙堂文化日益江湖化的现实逻辑。冯庆的尝试令人耳目一新，也让人意犹未尽。

　　□姚云帆（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了解到 【编辑:陈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