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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国民党为何在抗战后期彻底贪腐？( 二 )


朱羲农案：朱原为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 ， 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他利用抢运储存茶叶的卡车私运商货 ， 牟取暴利 ， 被查出后逮捕 。
“开明专制”代替法制
制度建设欠缺 ， 行政效率低下 ， 各级机关人浮于事是国民政府政治腐败的另一表现 。 蒋介石虽然为行政制度化程序化作了一定努力 ， 但他事必躬亲、独揽权力的做法首先动摇了国民政府程序化的行政基础 。 蒋一人身兼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主任、中央设计局总裁等多项重要职务 ， 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 ， 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被破坏 。 另外 ， 蒋对法制建设也缺少热情 ， 他曾明确表示：“天下只有治人 ， 没有治法”；“伦理的教义 ， 比较法制更积极 ， 更自然 ， 亦更能深入于人心 。 ”开明专制的倾向极为浓厚 。
国民政府|国民党为何在抗战后期彻底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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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开明专制对统治者素质的要求其实是极高的 。 且不说蒋的统治基础、知识背景和性格修养能否达到开明专制的要求 ， 仅就其政治能力言 ， 就让人怀疑 。 如在人为造成的冗繁事务中 ， 蒋经常弄到糊涂的地步 。 冯玉祥日记中记载 ， 他早就送交蒋的报告 ， 却被蒋催问 ， 当冯告知实情时 ， 蒋“屡说对不起 ， 复问余之督练十条 。 余亦答以今早即送来 ， 蒋先生亦未收到 ， 更为难过” 。 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 由于制度建设缺乏 ， 中央政府的蒋介石个人擅权局面又在地方各大小诸侯的身上层层上演 ， 权力监督和行政效率成为空中楼阁 。 曾在国民政府担任高职的蒋廷黻回忆：“一项新措施在立法时 ， 人们都很认真 。 一旦立法完成人们就把它淡忘了 。 政府中公文往来的确很多 ， 但详细计划却很少 ， 至于谈到努力不懈地去实施改革 ， 那就越发的少了 。 ”张治中也谈到：“举凡一周两周可以解决之问题 ， 往往拖延至一年半年尚未能得到结论 。 ”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往往形同具文 。 如史迪威观察到的 ， 蒋介石“发布命令 ， 每个人都鞠躬言‘是’ 。 但谁也不干什么 。 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 ， 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 ， 但他做不了什么 。 ”
基层组织的状况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腐败 。 虽然推行保甲、实行新县制 ， 国民政府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并不严密 。 基层社会及政权的控制权仍牢牢把握在一些传统士绅及权贵手中 。 如当时有人注意到：“各地方土劣势力年来以谷价高昂有增无减 ， 县参议会为其把持者实不在少 。 ”“如果官绅好 ， 县政进行有些办法 ， 而老百姓也可以少吃一点苦 ， 不然县长与土劣勾结 ， 老百姓真是冤苦无处可告 。 ”上级机关监督不严 ， 百姓又习于顺从 ， 国民政府为完成地方自治设计的乡镇保民大会多属有名无实 ， 基层官吏乘机大肆营私舞弊 ， 欺压乡民：
乡村派款……种种名目 ， 繁杂不可爬梳 ， 则更广及于一般贫弱下户及贫苦佃农 ， 每户每年亦皆负担数百元以至数十元不等 。 据各方报告一不法之乡镇保长有贪赃数十百万之多 。
不受约束的权力不断膨胀 ， 其向百姓的需索是无底线的 ， 基层官员苛剥百姓达到这样的程度：“有的地方开会送通知 ， 甚至都向人民要钱 。 ”
权力的滥用和社会结构的不合理 ， 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 。 权势阶层可以凭借权力牟取暴利、挥霍享受、欺压百姓 ， 而普通百姓的权利却难以保障 。 普通百姓遭受权力机关及权贵、军警欺压、凌辱、讹诈、殴打、杀害的事件时有所闻 ， 人民财产被强行征用、非法没收甚至被权贵占为己有的现象也多有发生 。 重庆发生特务公然枪杀工人胡世合的恶性案件 ， 引起工人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峙 ， 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 。 1944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十二中全会宣言承认：“各地人民不免有因各种服务人员之玩忽职务 ， 而受意外之损害者 ， 或因逾越职权之措施 ， 而遭法外之苛扰者 。 ”同年11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 ， 30多名不含政治色彩的代表联名提出要求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提案 ， 特别强调如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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