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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陶行知：与共产党人风雨同舟二十年( 三 )


刘季平当时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总同盟”负责教育新闻方面的工作，与陶行知及晓庄同学的联系更加紧密 。陶行知领导的上述教育机构成为党领导的“左翼教育者联盟”的核心力量，徐明清和王洞若先后担任“教联”负责人 。同年，刘季平被捕入狱，陶行知闻讯立即筹措五百大洋聘请律师为其辩护 。1935年徐明清被捕后，他又全力设法营救 。许多晓庄同学一边团结在陶行知周围，一边负责“教联”的工作，这期间许多进步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陶行知从他们身上更加真切地了解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 。
1933年3月，陶行知与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百余人共同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活动，联名发表《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缘起》，宣称“致真挚之敬意于此近代伟大之思想家，同时亦即作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之首倡，并打破我国学校界近年来一种思想义和团之壁垒” 。
1934年，针对蒋介石强行兜售所谓的“新生活运动”，文化教育界出现一股尊孔读经、复兴文言的逆流，陶行知与《共产党宣言》中文译者陈望道先生等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著文力倡“知识分子参加大众生活，在大众语演进的基础上努力写作语文合一的大众文”，同时主张“将生活符号普及于大众，使大众自己创造出语文合一的大众文” 。
1935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国民党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塘沽协定》之后，又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迅速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 。同年12月12日，陶行知与马相伯、胡愈之、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抗日主张 。沈钧儒回忆说，宣言“最初是陶先生、胡愈之先生和我同在吕班路胜利饭店约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广泛签名发表的” 。
1936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通过陶行知草拟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2月，以陶行知创办的教育机构为核心成立国难教育社，通过《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张劲夫在国难教育社担任党团书记 。
海外宣传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陶行知与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15人被推选为常务委员 。7月15日，香港《生活日报》刊发了救国会四位领导人联署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 。陶行知在《团结御侮文件》序言中说：“团结御侮一文，由胡愈之先生起草，经我修改，与邹韬奋先生在港先行签字，再持至上海作最后修正，并由沈钧儒、章乃器二先生加入签名发表 。”
在联署文章发表前四天，陶行知离开香港，乘海轮前往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年会；8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刊发了毛泽东回应章、陶、邹、沈四先生及救国会全体会员的公开信，表示“诚恳希望一致联合，共同斗争，以挽救祖国的生命” 。25日，《救国时报》以《欢迎陶行知先生游欧》为题，介绍他此次欧美之行的目的，除参加新教育年会外，还将游历欧美各国，向国际社会报告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大众文化运动和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虚伪宣传，让世界爱好和平的公正人士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
1936年9月3日，陶行知和钱俊瑞、陈铭枢、王礼锡、熊式一等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联名致信大会主席，“恳切要求国际和平会议尽速派遣代表来华，以便在全体会议和中国全国委员会之间起联络作用”，认为“采取此一步骤将大大便利和促进争取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运动” 。
陶行知在欧美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向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全面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推动成立全欧、全美华侨救国会 。1936年9月20日，他在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上，就《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再度作了说明，指出首先要停止内战，军队的责任是保护国家领土，不是用来残杀自己的同胞；其次是抗日不可以由国民党一党包办，而是要全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再次是强调要相信民众的力量，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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