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如何重塑社会生态？( 二 ) 清末民初的家庭革命

以废除纳妾制度为例，从革命者的角度来看，经过大声疾呼，旧有陋俗为法律禁止，无疑是极大的成功。然而，在当时剧烈动荡的社会，恐难“律行禁止” ，名义上已废除纳妾制，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变相地存续。那么，废止纳妾究竟是保护了纳妾之人，还是妾本身？作为被革命对象的“纳妾制度”之下失语的群体，已纳之妾的人生需要进一步重建，从而全面地呈现家庭革命之于社会变革的意义。

在“布新”层面的自由恋爱、先恋爱后结婚、离婚自由、儿童公育等话题，在社会风潮的感染下，出现了一味求新的争议和混乱。离婚后再婚的陆小曼，多年后对王暎霞说：“我以最大的勇气追求幸福，但幸福在哪儿呢？是一串泡影，转瞬之间，化为乌有。 ”再以儿童归公教养为例，即使家庭教养有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儿童脱离家庭而在公育机构成长，是否符合儿童的心理需求？专业育婴专家是否能胜任教养儿童的责任？父母是否愿意以抛弃家庭为常态？这些都在作者笔下被问题化了，从而促进我们进一步反思家庭革命对常态生活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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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曼。

家庭革命何以产生、如何演进，当时希望构建怎样的家庭， “除旧布新”时会产生怎样的争论， “进步”观点间又如何交锋，革命言说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这些在书中都通过当时读书人的言说一一铺陈开来，从而坚实有力地支撑起本书的核心任务，即“重审家庭革命在近代中国的走向” 。

反常：理想家庭究竟是何模样？

理想的家庭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标准，却也难以给出准确的定义。 “五四”前后的读书人，正经受着新旧思想的激烈冲突，他们设想的理想家庭是在打破旧有传统和仿效西方文明之中进行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文明来“规范”中国传统，但也出现欧化与俄化两个重要倾向。

如此一来，时人关注的重心有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的西方家庭模式，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建设；二是趋新性的现代婚恋潮流，并引入当时最为流行的理论观念。正如书中指出，前者由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思潮，力图将“国民”认同取代家人认同。朱经农曾对胡适说：“中国人的头脑，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没有国魂的国家，在二十世纪站得住么？”也有读书人提出“无家庭的理想社会” ，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相联结，从西化转而趋进到俄化，冀图以“主义而非血缘和亲情”来凝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