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我的抗战丨我的远征军经历( 三 )
中国的军官 , 对下属冷酷、严厉、一副老虎吓人的样子 。 比如 , 教二队有一名朱姓区队长 , 在队员面前随时都是满脸怒容 , 就是民间说的 , 像借他谷子还他糠一样 , 队员背后称他“恶老虎” 。 有一次半夜紧急集合 , 一位姓王的学员忘了将子弹盒系在腰上 , 被他检查发现后 , 竟重罚20大板 , 用竹扁担打屁股 , 伤者半个月才消肿和去完瘀血 。 国民党军队不废除体罚 , 还自认为是利大于弊 , 以后在国共两党的战争中 , 出现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反戈起义的事例 , 也不能不说与此行为有关系 。
我们的训练营地处于森林和沼泽地带 , 南亚的夏季炎热且多雨 , 因此蚂蝗和蚊子是无比厉害的天敌 , 如不小心被蚂蝗叮上 , 拨出如棒槌般粗细的蚂蝗后 , 伤口会流血如涌 , 如不及时止住 , 很短时间人就会毙命 。 听说有一个士兵巡逻时 , 去灌木丛中大便 , 同伴见其半晌未出来 , 走近草丛中寻找 , 才见他蜷缩成一具没有血的尸首——几只大蚂蝗叮在他身上 , 吸饱了鲜血 , 就像一只只紫色的茄子 。 而蚊子呢 , 咬人一口 , 肌肤肿起一个核桃大的包块 , 又痒又疼 , 还会被传染疟疾、脑膜炎等疾病 。 所以 , 我们每每进入森林演习 , 都在绑腿和胶鞋上浸上敌敌畏药水 , 以防备蚂蝗;戴上头罩 , 以避蚊虫叮咬 。
本文插图
一个月后 , 师部决定从教二队抽调一批同学 , 去辎汽团学习驾驶技术 。 我早就有一个渴望:驾驶战车 , 驰骋战场 , 杀得日寇人仰马翻 。 我以为那才是我们青年远征军的真正形象 。 可是徐骏队长却不让我报名 , 他要把我留下来 , 理由是我思想单纯 , 头脑也机灵 , 应该培养成步兵骨干 , 而不只是做一个“车夫” 。 (当时部队里对驾驶员的蔑视称呼)我被说动了 , 从此 , 怀着当一名军官的朦胧幻想 , 一切都听从徐队长的意见 。
三个月的训练完毕后 , 谁知徐队长却调走了 。 我们教二队的队长由教一队的黄队长接任 , 教一队的学员大部分都分下连队 , 还剩下十来个人并入我们教二队 。 我的战车没有开成 , 而军官梦也破灭了 。 军队就是这么一个决无半点个人意愿和自由的组织 , 国民党的军队尤其如此 。 在自上而下的“一长制”制度下 , 大到战争胜败、小到个人盛衰荣辱 , 往往都系于你所跟随的有权决定的那一个人而已 。 以后我在军中的命运会由黄队长决定 , 将会再一次证明这一点 。
留下的教二队继续在原地受训 , 我们的生活依然紧张而单调 , 只有星期日 , 才有些乐趣和闲暇 。 上午 , 打扫卫生 , 收拾内务及检查枪支弹药;下午 , 到营房附近玩耍 , 或到溪边洗涤 , 或到深潭游泳 , 一扫平常的严肃静穆气氛 , 将平常的烦闷也忘得一干二净 。 有一个星期天 , 我向黄队长请假 , 去宜都市区买手表和钢笔 , 并请陶镛随同 , 便于翻译 。 获准假后 , 我们俩象两只快乐的小鹿 , 蹦跳着往山下公路奔去 。 看到一辆美国军卡开来 , 我挥一下手 , 黑人司机笑嘻嘻地停下 , 让我们上车 。 在驾驶室里 , 我看到陶镛和司机用英语亲热攀谈 , 我一句也听不懂 , 心里直懊悔在学校没有好好学外语 。
宜都的市容我们还是首次光顾 , 街上既有高大建筑 , 也有不少破旧的平房 , 商店外面有很多地摊 , 商品出奇地便宜 。 我喜欢吃香蕉 , 买七、八十只才花两块钱 。 我把香蕉拎在手上 , 有光着脚 , 穿着褴褛的一群孩子跟在身后 , 伸手乞讨 , 我以为要吃的 , 给他们香蕉却不要 。 我便去换两个卢比的零钱 , 一人给一、两安钱 。 殊不知 , 这一下麻烦来了 , 围上来乞讨的 , 除了小孩 , 还有老人和妇女也赶过来 。 陶镛在旁边 , 见我没法应付的窘态 , 笑得直不起腰 。
我好容易躲进一家咖啡店 , 刚喘口气 , 忽见乞讨的那些人中 , 有一个老头携一小女孩 , 在门口瞧着我又跳又唱 , 声音动听 , 舞姿优美 。 我奇怪地向店主打听 , 陶镛给我作翻译 , 从店主人口中才得知原由 , 原来 , 印度人几乎都能歌善舞 , 按当地风俗习惯 , 乞到钱的人要主动为施主唱歌献舞 , 以表示感激之意 。 我听后十分感慨 , 对陶镛说:印度虽沦为英殖民地 , 但仍不失文明古国的风雅啊!从咖啡店出来 , 我与陶镛沿街蹓跶 , 过去听说 , 印度女子有穿鼻环、带脚环之类的饰品 , 总算也在地摊上见识了一番 。
后来在商店 , 我花五十卢比买了一块瑞士梅花表 , 又用五个卢比买了一支英国派克笔 。 往回走时 , 一群学生模样的男女围住我们 , 我一时惊慌失措 , 还是陶镛有经验 , 走上前去用英语交流起来 , 一会学生们喜笑颜开 , 纷纷掏出日记本 , 让陶镛在上面签字留念 。
我将新买的钢笔递上 , 陶镛用中英文在学生们的日记本扉页签上: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相逢 , 我们永远是朋友 。 末尾署上我们俩的姓名 。 与学生一一握手告别后 , 我向陶镛打听他们的谈话内容 , 陶镛如实告诉我 。 原来他们都是当地的学生抗日宣传队队长 , 疑心我们是刚参军的学生 , 便上前打听 , 得到证实后 , 向我们表示敬意和欢迎 , 并希望与我们交朋友 。 回到驻地后 , 我的心情却还很激动 , 心想:天下学生都是一个样:爱国、热情、有正义感 。 这一天是我出国以来过得最开心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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