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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地方债务｜成因与货币主权基础——兼与赵燕菁教授商榷( 二 )


所以 ，在地方政府投资和债务成因问题上 ， 从“特色资本结构论”看问题仅仅涉及了制度的技术结构 ， 而只有从“金融垄断论”和“预算软约束论”看问题 ， 才能进一步涉及制度的政治经济结构 。
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债务的高占比不能用预算软约束来解释一说也不正确 ， 西方国家的国债问题涉及“政权公地逻辑”和下文要讨论的“制度信用” 。 “政权公地逻辑”就是公有民主政权所必然落入的低财政责任的“公地悲剧” ， 这正是预算软约束的政治制度基础 ， 而国债危机是否发生取决于具体的“制度信用” 。
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对策上 ， 赵文提出 ， 应该采用地税设置权下放、中央政府接手地方债务、中央增加转移支付等方式 ， 这些对策正好应验了预算软约束的行为预期 。 “个人收益看实权和项目、个人升迁看政绩和关系”的地方官员很清楚 ， 在地方事权财权如此不对称的情况下 ， 地方债务的最终结果 ， 必然是一个央地协调或中央兜底的问题 ， 而不可能是一个纯地方问题 。 注重政绩对地方官员来说自然只是事前预期 ， 如果能力不足 ， 结果当然只能是“烂尾” 。
三、货币主权的制度逻辑
如果说赵文在地方债务成因上仅仅是视角片面的问题 ， 那么在地方债务危机对策和货币主权上 ， 赵文存在的则是更为严重的货币理论偏差问题 。
赵文把人民币的货币创造问题归结到外汇占款和土地资产上 ， 故认为中国经济外循环时主要通过外汇占款解决货币创造 ， 而中国要想从外循环转向内循环 ， 就只能靠央行大规模购进人民币定价的资产（即以土地为基础的实物或证券资产） ， 从而使中国重新获得货币主权 ， 并不再畏惧和受制于美国的货币霸权 。
这种“货币创造论”实际上暗含了一种“实物货币观” 。 土地资产是实物 ， 而作为信用货币的美元（或其他国际硬通货）也因其外生性而表现为一种实物 。 至少 ， 赵文在货币本质问题上存在某种基本概念的模糊 ， 这种概念模糊导致他在货币创造问题上偏向了“货币以实物为锚”的传统观念 。
由于涉及人民币货币主权和大国政治冲突 ， 货币本质和货币创造就不再是一个纯理论的小问题 ， 因此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 。 传统的货币本质论（包括现在时髦的“现代货币理论”）一直飘忽在实物、名目、债务、股权之间 ， 而实际上 ，货币既不是实物或名目 ， 也不是债务或股权 ， 货币的本质是制度信用 。制度信用是一种有制度保障的信誉或承诺有效性 ， 货币是具有特定制度信用和特定通用性的价值度量和价值交易的工具 。 如此 ， 货币也就是一种美国当代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 ， 1932—）所说的作为“集体意向性”或“社会心理建构”结果的“制度性事实” 。
土地资产之所以能创造货币 ， 本质上是因为具体的土地制度能产生充分的信用 ， 不是因为传统智慧所理解的土地实物本身有价值 。 正如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 ， 1851－1926）在1896年出版的著作《公共财政理论研究》（ Finanztheoretische Untersuchungen）中所说：“一切货币——包括金属货币——都是信用货币 。 这是因为直接促使价值发生的力 ， 总是在于流动工具收受者的信心 ， 在于他相信借此能够获得一定数目的商品 。 不过纸币只享有纯粹的地方信用 ， 而贵金属则多少是在国际范围内被接受的 。 但是一切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 。 ”尽管维克塞尔没有发展出一个制度信用理论 ， 但他所说的“信心”不是一种主观价值论 ， 而是一种客体让主体产生信心的关系价值论；它既包括客体与主体之间的效用关系 ， 更包括了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或制度关系 。
按照“货币制度信用论”的视角 ， 人民币货币创造的支点就既不是外汇占款也不是土地资产 ， 而是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制度信用 。 在涉及土地时 ， 货币创造指向的是土地制度信用而不是土地资产价值 ， 而在涉及外汇占款时 ， 货币创造指向的是具体外币的制度信用 。 人民币之所以还需要通过外汇占款（或外币制度信用）去创造自己 ， 那仅仅是因为人民币制度“只享有纯粹的地方信用” ， 而还没能像其他国际硬通货那样更大程度地“在国际范围内被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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