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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地方债务｜成因与货币主权基础——兼与赵燕菁教授商榷

_本文原题为 地方债务｜成因与货币主权基础——兼与赵燕菁教授商榷
赵文|地方债务｜成因与货币主权基础——兼与赵燕菁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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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货币主权、货币创造还是举债能力、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 绕不开的问题都是制度信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 图为2020年7月14日 ， 昆明市巫家坝西侧 ， 一处已有几十户业主居住的烂尾楼群 。 人民视觉 图
地方政府债务的巨大规模和局部危机 ， 已经引起有关方面和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 。 日前 ，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赵燕菁教授在澎湃新闻发表的“ 地方债务丨危机及化解：以贵州独山县为例”一文（以下简称“赵文”） ， 对地方债务的成因及解决方式提出了一些别开生面的看法 。 本文拟对赵文提出一些商榷意见 。
一、“特色资本结构论”
赵文认为 ， 独山县多项大型工程烂尾及其他地方的类似问题不是出在政府债务上 ， 而是出在没有把握好政府经济和非政府经济的市场边界上 。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高占比不能用预算软约束来解释 ， 如同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债务的高占比不能用预算软约束来解释一样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占比偏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特有的资本结构 。 地方政府的投资分公共投资和市场投资两部分 ， 落后地区在公共投资上会因为现行财税制度的原因（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不足、事权与财权不对称）而陷入与经营能力无关的债务积累 ， 地方政府的市场投资则会因为经营能力不足而像独山县那样 ， 陷入债务危机 。
赵文由此提出 ， 在分析地方债务问题时 ， 不能混淆依赖税收的公共债务和依赖项目收益的非公共债务 。 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先靠外债 ， 后靠内债 ， 其资本主要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土地金融”制度而不是证券市场 ， 而地方政府则是土地资本的最大创造者和持有者 。 依靠“未来剩余贴现”的现代高增长必定对应着高负债 ， 故地方政府的高负债是高发展能力的体现 。 落后地区公共投资的债务危机 ， 可以通过地税设置权下放、中央政府接手地方债务、中央增加转移支付等方式解决 。 但如果中国的地方政府东施效颦地退出“竞争性领域”而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发动机就会熄火 。
赵文最后转向了一个更重大的话题：由于外汇占款是人民币创造的主要方式 ， 外循环因此在中国经济中占有核心的位置 。 也正是看准了中国的这个弱点 ， 美国才选择了迫使中国与世界脱钩的战略来打击中国经济 。 中国要想从外循环转向 内循环 ， 首先就要将外生货币机制转回内生货币机制 ， 这要求央行大规模购进人民币定价的资产 ， 地方政府的债务及其对应的资产因此可以成为自主货币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旦中国重新获得货币主权 ， 国际贸易就不再是打击中国经济的工具 ， 美国也就难以通过其国内市场准入和货币使用制裁中国 。
赵文从地方债务危机引出了更加宏大的货币主权问题 ， 整个思路可以分成 一个因果逻辑和一个对策逻辑 。 其因果逻辑链条是：“地方事权财权不对称-公共投资税入不足的债务积累-市场投资经营不善的债务积累-地方债务危机 。 ”其对策逻辑链条是：“地方政府拥有土地资本-通过土地金融进行市场投资和公共投资-外循环创汇支撑人民币创造-央行购入地方债务自主创造货币-通过内循环避免美国制裁风险 。 ”
二、“特色资本结构论”无法解释地方债务危机
在我看来 ， 这两个逻辑链条都存在使之无法成立的逻辑问题 。 在地方债务成因问题上 ， 赵文的“特色资本结构论”并没能否定“预算软约束论” 。
“特色资本结构论”强调的是地方政府收支和投资的制度背景 ， 它并没有涉及在这个特定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 。 地方税收和税外收入不足 ， 确实会导致地方公共投资及市场投资更多依靠举债 ， 但这并没有涉及举债的便利程度和举债的官员责任 ， 这两者恰恰只能通过国家金融垄断和地方预算软约束来解释 。 金融垄断涉及的是举国体制对生产要素的控制 ， 地方预算软约束的背后则是“政治单一制”和“税收集权-支出分权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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