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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地方债务｜成因与货币主权基础——兼与赵燕菁教授商榷( 三 )


这意味着 ， 通过央行购入地方债务自主创造货币根本不可能成立 ， 这样的内循环也根本不可能避免美国的制裁风险 。 因为 ， 一方面 ， 人民币的创造上只能依靠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制度信用 ， 中央买了地方债也只改变了货币锚的结构而没有改变问题的性质；另一方面 ， 在制度信用还不足以使人民币成为国际硬通货时 ， 中国依然不得不通过出口创汇来解决原材料和高科技的进口问题 。 “内循环”的提法只是在强调原来就存在的“双循环”的内部方面而已 。中国要避免美国的制裁风险 ， 唯一的办法是提高自己货币的制度信用（涉及金融垄断、外汇管制和其他体制问题） 。
四、余论：外债占GDP比例问题
最后顺便指出 ， 赵文在分析外债问题时认为：发达国家因信用充足而多用内债 ， 发展中国家因信用不足而多用外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先靠外债后靠内债 ， 其资本主要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土地金融制度而不是证券市场 。 赵文引用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 黄海洲与其合作者的 发现：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这四个国家的资本结构存在一个共同点 ， 即几乎没有外债：1993至2013年 ， 以上四个国家外债占其GDP的比例分别不超过0.05%、1.1%、0.14%和0.5% 。
这个分析从观点到数据都有问题 。 信用充足意味着对外资的进入有更大的吸引力 ， 故信用充足的国家会有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债务投资而不是更少 。 外债有两个含义 ， 一是政府外债 ， 二是总外债 。 政府外债方面 ， 众所周知 ， 美国政府的外债有三分之一是由外国所持有 ， 其中中国和日本政府的购买量占很大比例 ， 美国联邦债务总额也已经超过GDP ， 故上面的数据不可能正确 。 即便是在2013年以前 ， 这个比例也非常高 ， 如2008年外国持有美国国债占51.3% ， 总额3万多亿美元 ， 占GDP的比例也达21% 。
总外债上 ， 根据“ CEIC全球数据库”的统计 ， 在2019年 ， 上述四个国家的外债/GDP比例实际上分别为95.2%、299.9%、83.5%、14.3% 。 维基百科提供的数据也大致相同：美国149%（2020年5月）、英国313%（2017年12月）、日本94%（2020年3月）、中国15%（2020年3月） 。 即便是在2013年以前 ， 仅以美国为例 ， 其外债总额在2008年达13万亿美元以上 ， 占GDP的比例也超过90% 。
如果赵文所说的外债是指用非本币计算的外债（在上引黄海洲教授文章的 英文原文中 ， “外债”的措辞是foreign-currency debt ， 即“外币债务”） ， 那么其观点也有问题 。 关键是 ， 非本币外债的规模 ， 不能用来说明用于增长的资本是内生的 。 像美国的情况 ， 美元本身就是被广为使用的国际货币 ， 非美元外债自然很少 ， 美元外债却很多 ， 上文的数据已经证明了其外生资本数量很大 。 也就是说 ， 资本是否内生不能单看非本币外债 ， 还要看本币的国际化程度 。 如果本币国际化程度高 ， 本币的供应量很大一部分就是应付外生需求的；而如果本国投资环境和社会信用好 ， 自然就有大量外部资本流入 。
发达国家的高外债还有一个因素 ， 那就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吸纳的国际资金 ， 英国的高比例原因就在此 。 总而言之 ，不管是货币主权、货币创造还是举债能力、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 绕不开的问题都是制度信用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
（作者系旅美经济学者 ， 著有 《持续执政的逻辑》、 《中国不一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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