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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盛松成建议：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避免实体经济脱钩( 二 )


在资本账户开放上 ， 我国实行的是渐进推进 ， 即“先流入后流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后间接、先机构后个人” 。 2011年起 ， 重点提高了“资本市场证券交易”、“直接投资”和“金融信贷”三大类项目的可兑换程度 ， 各种资本市场互通业务成为境外市场主体进行人民币投资和资产配置的主要渠道 。 2018-2019年 ， 我国A股和国债等主要证券产品相继被纳入MSCI、彭博巴克莱、富时罗素等国际主流投资指数 ， 这些都是对近十年来我国协调推进各项金融改革成果的认可 。
在此基础上 ， 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没有遵循“结算货币-计价货币-储备货币”的次序 ， 而是在三大领域同步推进 。 在2016年加入了SDR后 ， 人民币相继被70多个国家纳为储备货币 ， 2020年第一季度在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增至2.02% ， 超过了在国际支付结算领域的占比1.97% 。 同时 ， 人民币也成长为全球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八大外汇交易货币 。
二、为什么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当前的资本账户开放 ， 与2011年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 。 自2009年推出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以来 ， 境外人民币规模持续扩大 。 为增加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 ， 我国自2011年起逐项推出RQFII、沪深港通、直接入市、债券通、基金互认、黄金国际版等制度 ， 吸引全球投资者用离岸人民币投资境内的资本市场 。 这些措施本质上是通过额度限制或资格限制 ， 鼓励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单向流入 ， 从而稳定人民币汇率、调节国际收支 。 而当前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 应更强调双向开放 ， 鼓励资本“走出去” ， 而非仅仅“引进来” 。
一方面 ， 要避免对中资企业两头“卡脖子” 。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在2016年达到顶峰后 ， 已连续3年下滑 。 2019年 ，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977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32% ， 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为802亿美元 ， 同比下降34%；今年上半年 ， 上述指标分别同比下降4.4%和4.3% 。 尤其是对美国直接投资 ， 在2016年达到465亿美元的峰值后持续下降 ， 2019年仅为48亿美元 。 原因之一 ， 是我国当年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而主动收缩对外直接投资 。 2016年11月28日 ， 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新规 ， 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而原来的报批限度是5000万美元） ， 包括组合投资或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 ， 必须上报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尚未转帐的外汇部分也适用此规 。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 ， 我国要实行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 重新推动对外直接投资 ， 有利于规避部分国家对我国产品所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 带动国内相关产品出口 ， 提高国际市场份额；也有利于直接吸收先进技术和品牌 ， 完善中资企业的国际化布局 ， 提高中资企业的国际声誉；还有利于获得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红利 。
另一方面 ， 人民币的海外市场需求日益增加 ， 需打破只依赖经常项目输出人民币的“单条腿”方式 ， 建立起资本项目输出渠道 ， 共同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 2009年-2014年 ， 人民币总体处于净流出状态 ， 在2014年末全球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达1.6万亿元的历史峰值时 ， 基本都是通过跨境贸易结算方式从境内市场获得的 。 但货币的长期流动性如果依赖于跨境贸易结算通道 ， 就容易受汇率波动的影响 ， 这就是2015年“8.11”汇改后香港人民币存款迅速下降的原因之一 。 2015-2019年 ， 全球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始终停留在1万亿元左右的规模 。 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日渐成熟 ， 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 ， 以跨境贸易结算为单一人民币输出方式不可持续 。 合理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 引导人民币以投资资本金的形式进行跨境支付 ， 在海外形成长期资本 ， 才能在离岸市场沉淀并循环起来 ， 实现人民币的国际支付、计价、交易和储备职能 。
三、为什么当前是资本账户双向开放的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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