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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盛松成：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 二 )


三是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 面对美国在金融层面的“脱钩”威胁 ， 我国需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 当前以跨境贸易渠道输出的人民币规模仍十分有限 。 2019年 ， 我国贸易总额约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额的11% ， 而以人民币支付的金额在全球范围还不到2%；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额6万亿元 ， 仅占我国总进出口额的20% 。 可见 ， 仅依赖跨境贸易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是远远不够的 。 通过跨境资本渠道 ， 尤其是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输出人民币 ， 将显著扩充离岸人民币资金池 。
【流动|盛松成：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作为发展中国家 ， 我国应维持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小幅逆差的相对平衡的国际收支结构 。 经常账户逆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也能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 但这不符合我国国情 。 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双向开放 ， 有助于缓解资本加速流入的压力 ， 改变“双顺差”格局 。
三、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具有两大长远影响
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 还具有两大长远影响 。
一是有利于消除跨国公司对资金进出的疑虑 。 来自跨国公司的长期资本主要通过新建投资、跨国并购和利润留存三种途径流入 。 OECD研究认为 ， 我国对FDI限制程度仍较高 ， 主要体现在对外国股本、外资分支机构、资本汇出等的限制 。 疫情使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 跨国公司较以往更加关心资本流出和利润汇回 。 此时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 使我国的营商环境更加友好 ， 通过损失小规模的利润留存吸引大规模的长期资本 ， 保持跨国公司基于我国超大市场的“消费地生产”模式 ， 支持我国经济的国内循环 。
二是有利于我国主导新一轮贸易自由化 。 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剧 ， 双边或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成为各国参与世界经济的主要形式 ， 其中 ，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新一轮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内容 ， 这就要求放宽对某些资本流动的限制 。 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新美加墨协定等近年来主要国际贸易协定的条款看 ， 开放资本账户是服务贸易合作的一个基本要求 。 “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或国际收支困难”等例外条款也说明开放是有弹性和调整空间的 。 我们应看到资本账户开放在贸易协定中的积极意义 。 尤其是即将在今年底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 涵盖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 。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正在积极推动中 。 合理推动资本账户双向开放 ， 对我国提高未来国际贸易话语权非常重要 。
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并不矛盾
资本账户双向开放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安排 ， 并不意味着对资本流动毫无管制 。 2008年至今 ， 仍有大量国家实施不同程度和内容的资本管制 。 根据IMF最新公布的2019年全球资本流动管制措施分类 ， 发达经济体主要通过征收印花税的方式限制资本流入房地产 ， 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等 ， 韩国则通过对外资银行收取高额外汇衍生品交易手续费限制资本流入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家主要在银行外汇交易头寸、金融机构海外投资、银行持有央票比例等方面限制资本外流 。
但同时也要看到 ， 资本管制效率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的 。 从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可以看到 ， 2015年~2019年 ， 我国净误差与遗漏项的规模一直维持在2000亿美元规模 ， 并没有因为2016年后收紧对外投资而改变 。 不少资金可能绕过资本管制 ， 通过金融工具创新而流出 。 这也是各国的资本管制工具数量寥寥可数的原因 。
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并不意味着对短期资本流动不采取风险防范措施 。 通过对资本流动进行测度（包括标准法、百分比法和阀值法） ， 可以观察到跨境资本短期“激增”、“外逃”和“撤回”等异常状态 ， 从而采取多种政策措施防范风险 。 例如 ， 针对资本流入短期激增的状况 ， 冰岛曾在2016年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的无息准备金 ， 储蓄1年后降至40% 。 这一政策在2017年收紧 ， 2018年放松 ， 2019年5月将准备金率降至0 。 韩国在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外汇负债收取“宏观审慎税” ， 时间越长 ， 税率越低 。 负债不到6个月 ， 税率提高至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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