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龙城|郭立新:《如何重建古史》一文商榷(中)四 温故知新,许氏评论再回应五 有关考古学文化的批判( 四 )


诚如上面李文声称的那样 , 孙淑云有关盘龙城青铜器铅同位素的检测报告中 , 以异常铅最多 , 高比值铅次之 , 普通铅最少;彭子成的报告同样显示二里岗铜器以高比值铅占比最大 , 且从其提供的矿料对比图可看出 , 湖北矿料中有高比值铅;所以彭子成在报告中直接声称“商王朝(他所声称的商王朝主要指二里岗)所需的铜铅矿料 , 有一部分可能来自大冶的铜绿山瑞昌的铜岭 。 ”
从李文数据得到的结论是 , 二里头二、三期和殷墟三、四期以普通铅为主 , 二里头四期和二里岗则以高比值铅为主 , 同时也有少量普通铅 。 江汉地区(以盘龙城为代表)普通铅标本最少 , 而异常铅和高比值铅相对多 , 且后者有矿料示踪 。 所以 , 郭著利用李文数据得出这样的判断:“郑偃地区冶金区冶金业与同时期的江汉地区同源 。 却与殷墟有若干差异 。 ”又有何不可?当然 , 李文的写作目标是利用铅同位素数据探讨二里头1-4期所谓夏商文化应该如何分界 , 所以并没有直接写出如郭著所用的文字 , 郭氏引用并借重此文对数据的归纳而直接写出一些基本认识 , 这也算是犯了天条?有哪一条规定说 , 引用一定要照抄原文 , 不允许作者在所引数据基础上作新的归纳?
本人很多年前也接触过铅同位素的研究 , 知道此类方法的局限性在于 , 目前国内没有建立较为齐全的矿料比对数据库 , 所以通过铅同位素作矿料来源示踪分析 , 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 不过 , 这得另说了 。
总之 , 许氏对郭著引用方法的批判用字较多 , 其核心关切是 , 所有引用都被当作对作者观点的支持 , 只有当所引与作者观点完全相同时 , 才符合其心目中的规范;否则就犯了天条 。 如果只允许这样照搬 , 科研还需要创造么?
4.6.许博文二:作者在《“云梦泽的苏美尔”:江河联合城邦国家文明之形成》一节中论述到:“新石器晚期至青铜初期长江中游大溪、屈家岭、石家河都是非常丰富的文化 , 且明显已进入国家化的阶段”(38页) 。 至少石家河文化已属“青铜初期” , 而大溪文化就“明显已进入国家化的阶段”了 。 如此新论 , 都是如何从考古材料中得出的呢?许博文三:作者认为长江中游20余座古城属“江河联合城邦国家” 。 …..作者认同中国学者的论断 , 认为这“二十余座古城 , 证明此区在距今5500年前的大溪晚期至屈家岭时代 , 就已进入文明阶段 , 并开始建造城墙”(38页) 。如按郭教授的推测 , 这20多座古城“最多恐怕不到古城原貌的十分之一” , 也即原来至少会有二三百座古城 。 依现在的发现 , 各城如为当地的中心聚落 , 则可控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 , 但如果增加到10倍以上 , 几乎每个乡镇大小的空间上都有个土围子 , 那它们是什么性质?它们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如何?城址越多越说明什么?读者诸君也都可以推想 。汉水北岸的石家河大型城址 , 令人瞩目 。 郭教授介绍到 , “石家河的聚落面积约500公顷 , 可能达800公顷 , 城内约120公顷 , 护城河内的面积则达180公顷 , 使用时间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43页) 。 请注意 , 500或800公顷 , 是石家河遗址“群”数十处遗址散布的面积 , 而不是一个文化堆积连续分布的超大型聚落的面积 。 “遗址群”与单个遗址不是同一个概念 , 行文中不能省略关键词……作者说“(石家河围垣聚落)使用时间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 , 在对其他聚落的介绍中也一直使用类似的表述 , 以强调长江中游文化的一脉相承 , 了无中断 。 我们仅看这里涉及的石家河遗址群的各期遗存……无论如何 , 在史前遗存和周代遗存间 , 都有至少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人类活动的中断 。 早在石家河早、晚期文化之间 , 就发生了“原有居住区被废弃、城垣被废弃、土坑墓葬俗为瓮棺葬俗所替代以及大量玉质饰物的出现等现象 , 我们有理由认为 , 石家河聚落群在社会生活秩序及制度乃至精神生活的深层次在这个时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而此后 , 没有迹象表明城垣仍被使用 , 西周小城是在破坏石家河大城的基础上建造的:“(较大人为原因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周代 , 即土城城垣和环形壕沟工程的建造 。 它破坏了石家河城垣的北面部分地段 , 也局部改变了原有的人工水系”[8] 。 ……作者说“石家河邓家湾城似乎是专门用为祭礼活动 , 城垣内面积为6公顷”(43页) 。 从未听说位于石家河城内西北部的邓家湾还有小城 , 查报告 , 所谓邓家湾城城垣根本不存在 。 报告原文是:“邓家湾为不规则的长形岗地……面积达6万平方米”[9] 。许博文七:青铜在哪?怎么就“青铜时代”了?许博文八:“(二里头铸铜遗址)似乎不是最早的冶金业 , 可是二里头早期没有金属器 , 无法观察冶铜技术的发展 , 当地又没有足够的金属矿 , 这就说明郑洛铸铜业是外来技术”(81页) 。 一期的小件铜器、二期的铜铃和嵌绿松石铜牌饰……[4]“二里头早期没有青铜器”?作者是否已到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地步?再往前 , 王城岗的青铜容器、新砦的铜容器残片 , 中原腹地由仰韶到龙山的冶铸遗物……[5]当时的江汉地区的金属工业状况又如何?随后崛起的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郑洛铸铜业只能是“外来技术”?铸造青铜礼容器的复杂的复合范铸造技术来自江汉?最新出版的《阳新大路铺》发掘报告披露了一件相当于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铜片及数件矿冶遗物(63页) , 以及丰富的晚商早期至春秋时代矿冶遗存 。 发掘者认为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和被称为“大路铺文化”的商周时代遗存之间“存在时间上的缺环 , 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760页) 。 发掘者进而总结到:“在铜绿山和大路铺遗址都发现大量炼渣 , 说明铜的产量较大 。 但是 , 在这一区域内发现铸造铜器的陶、石范却很少 , 而且发现的范模多是铸造铜工具斧、臿类 。 目前还没有发现铸造铜容器类的范模 , 那么 , 生产的铜是否以商业的形式或其他方式交换流通到外地?……”(759页)[6]这是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 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但尽管如此 , 已发现大量青铜礼器及其生产作坊的、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文明属于东亚地区最大的青铜文明中心的推论意见 , 还是被郭教授认为“仅仅基于将二里头当作夏都的‘定论’作为前提 , 而缺乏事实证据” 。郭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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