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救亡叙事、启蒙意识与中国电影的世纪跨越( 二 ) 启蒙意识|中国电影制片厂|八佰|救亡|国

　　值得注意的是，分别由国共合作时期中国电影制片厂(汉口)和冷战时期中央电影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出品的两版《八百壮士》，虽然存在着许多细节上的差异，但大约采用了基本相同的、以团副谢晋元的英勇指挥和女童子军杨惠敏渡河献旗的感人故事为主要线索的叙事策略，其建立在国族认同基础之上的党派意识形态昭然若揭。

　　管虎首先需要超越的“宏大”叙事，就在于这种相对固定和刻板单一的“救亡”动机。这也就能理解，当谢晋元在《八佰》中第一次似乎是不经意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观众太多注意，影片故事也已经展开了将近六分之一。显然，谢晋元已经不再是《八佰》唯一被重点强调的男主人公；同样，杨惠敏渡河献旗的段落，也没有进行过多的铺垫；相反，作为一名女性，其身体还被四行仓库里男性们的多重眼光和内心欲望情色化，其精神的神圣性也在很大程度上“祛魅” ，正如旗帜的特写，作为一种被禁忌的曾经宏大而又感人肺腑的意识形态，始终没有出现在银幕。

　　消解了刻板单一的宏大叙事，《八佰》的救亡动机得以在苏州河两岸以至中外、古今各色人等和芸芸众生之间自由显现，反复叩问；甚至，还能跨越真实与虚构、写实与写意的藩篱，在现实与荒诞、纪录与象征之间自由游走，逼近灵魂。也正因如此，探照灯与聚光灯下万众瞩目的四行仓库，骑着白马挺身冲向“曹营”的“赵云”(端午) ，才能将这一场注定败退的战斗，定格为中华民族忧患始终的历史悲情；并将卑微个体向死而生的民族精神，升华为指日可待的未来愿景。

　　放弃对“鼠辈”的悲悯视角

　　如果说，救亡几乎是所有国产战争电影共享的叙事动机，那么，启蒙才是《八佰》最具个性的内在意识。尽管在一般的理解中，救亡也可以被当成一种询唤国家主体、增强民族凝聚的启蒙，但冷峻批判的启蒙意识，同样需要在对人性的揭露与对国民性的反思中，拷问战争的本质、人的意义与人类自身的合法性。

　　在与贾磊磊的对话里，管虎谈到了《八佰》的第一个镜头(一只老鼠从洞里爬出来，然后缩回洞里)“必须是这样”和“肯定不能替换”的原因。在他看来，影片中， “人”才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因此千万不要急于讲故事。得益于自己在《斗牛》(2009)和《杀生》(2012)等影片的尝试，以及受到《细细的红线》及其第一个镜头(一只鳄鱼在水中游动)影响，管虎在聚焦“人”的过程中，倾向于将“人”与“兽”以及“人性”与“兽性”联系在一起。按管虎的解释，相对于同类属动物而言，老鼠可能是活得比较长的，而且属性天生趋利避害，对所有的东西都会先躲得远一点，这也是某些“国民性”中不能忽略的一点；我们中国人在羞辱一个人的时候，古人常常会说这个人是“鼠辈” ，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真的不能做“鼠辈” 。

　　可以看出， “鼠辈”的鼠目寸光和趋利避害，正是管虎冷静思考和严厉批判的对象。这种针对劣根性的冷峻批判，当然以鲁迅为最重要的精神源头，但在抗战爆发以后针对民族危亡的救亡叙事中，以至此后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革命叙事和发展叙事里，这种国民性批判和启蒙意识愈益稀薄，在电影中更为罕见。

　　《八佰》题材的特殊性，尤其历史文献仓库所示“八百壮士”撤退四行仓库之后的悲剧性遭遇，正好为管虎反思国民性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撤退后壮士们的尴尬处境，以及谢晋元被手下所杀的大量历史事实，虽然不在《八佰》之中，但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八佰》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情感走向。

　　其实，以“小湖北”一家人为主要线索散点串联起来的各色人等和芸芸众生，一开始都是“鼠辈” 。因为鼠目寸光，也因为贪生怕死、趋利避害，他们只是被动地卷入了他们并不情愿参加的战争。在四行仓库经受着死亡的惊骇和恐惧，或者在苏州河的另一岸表现出事不关己的悠然之心。管虎希望捕捉和重点展现的，正是这种“人性”之下的“兽性”；在这一点上，也真正让观众对其主要人物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影片并没有如大多数战争电影一样，采取一种高蹈的悲悯视角，也不再引导观众的廉价同情，而是以平视的眼光和冷静的姿态，一步一步地关注着这些卑微的个体，如何逐渐摆脱“鼠性”并获得“人性” ，最终成为英雄，散发出“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