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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广怀|外卖骑手陷于“算法困境” 社会学家郑广怀：要警惕系统对人的异化( 三 )


此外 ， 如今在网络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外卖行业成为一种新型的高薪行业”、“快递小哥月入过万”、“快递员月薪超白领”等新闻报道 ， 网友也纷纷调侃要转行去送外卖或送快递 ， 这无形中也在鼓励人们加入这个行业 。 在技术的加持下 ， 劳动力在准入门槛较低的情况下源源不断流入 。
这就引伸出平台对劳动力的高监管 。 平台系统对劳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则和要求 ， 包括操作规范和时间限定等 。
不同平台为“平台工人”设置了对应的晋升体系 ， 每个级别都对应着额定的工作量要求 ， 达到工作量之后才有资格晋升下一个级别 ， 可以获取更优厚的薪资或是权益 。
时代财经：未来随着人口红利减少 ， 这个以零工经济劳动者为基础的行业会有怎样的走向？
郑广怀：技术一旦嵌入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中 ， 就不再是中立的 。 而且技术本身可能正在取得更大的自主性 ， 这个速度远超过我们预期 。
人口红利的减少或老龄化可能倒逼技术复归人性 ， 但也可能促使技术更加升级 ， 找到更有效率的方式来将人彻底工具化 。 在技术不太发达的前提下 ， 能利用的可能更多的是健壮的年轻劳动力 ， 但在算法高度发达的情况下 ， 任何人的意识和行为都有可能彻底地被商品化 。
时代财经：骑手之困有着丰富的意蕴 ， 隐喻了现代人的生存之困 。 在谋求利益、效率最大化下 ， 现代人都背负着例如dead line\\KPI的压力 ， 人们渐渐变成了“单向度的人” 。 有什么可以解决现代人的困境？
郑广怀：面对平台的高度集中而严密的监管 ， 平台工人也采取了种种带有抗争意味的应对策略 。 但是 ， 这种抗争不是指向劳资关系的重新平衡 ， 更多是矛盾转化和自我消化 ， 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平台监管的日臻完善 。
平台工人的抗争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 一是通过构建社会关系网络来保证工作顺利开展 ， 维护自己的权益 。 二是巧妙转移矛盾 ， 利用现有矛盾化解工作中会遇到的矛盾 ， 争取主动性 。 三是利用平台的漏洞和工作过程中摸索的经验来争取权益 。
至于考量现代人困境的关键的问题是 ， 我们是不是只有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框架 ， 我们能不能接受多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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