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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萍|我在艾滋病患儿学校当老师( 二 )


她这次来 ， 带来了录取通知书 ， 刘丽萍当即向她拍板 ， 不用征求家里的意见 ， “上学必须上 。 ”若实在凑不出钱 ， 母校给她想办法 。
除去学习、健康 ， 二十多个学生的吃穿用度 ， 刘丽萍也全部要管：学生的衣服是她挑的 ， 零食由她发 ， 连零花钱都可向她要 。
刘丽萍自认是严厉型的师长 ， 常常和校长郭小平“一个唱红脸 ， 一个唱白脸” 。 郭小平说 ， 自己哄孩子 ， 刘丽萍就负责批评 ， 气急了会吓唬学生 ， 有学生在手机通讯录里将刘丽萍备注为“母老虎” 。
她和另外两位生活老师将学生看管得很紧 ， 周一到周五要上交手机 ， 一旦发现私藏者 ， 则半年不得再用手机 。
刘丽萍的严厉来源于担心 ， 作为艾滋病患者 ， 她明白艾滋病群体的前路艰辛 。
人生转折
红丝带学校坐落在临汾市郊 ， 许多出租车司机摸不着路子——从城市的主干道转出后 ， 走一公里的田间小路 ， 再拐两个弯才能到达 。
2005年 ， 时任临汾第三医院院长的郭小平发现在院的几位艾滋病小病人无处上学、渴望上学 ， 就召集几名医护成立了“爱心小课堂” 。
刘丽萍的人生转折也发生在2005年 。
这一年她的舌头上长出一层白疮 ， 吃饭、喝水都疼 ， 辛辣的东西一点儿不能碰 。 她家所在新绛县的医生看了她的症状 ， 委婉地让她去市里做个血液检查 。
在运城的医院做了检测 ， 两小时后 ， 接到通知艾滋病病毒阳性结果的电话 ， “顿时觉得昏天黑地 。 ”
其实疾病早已初现端倪 。 那几年刘丽萍经常扁桃体发炎 ， “跟白喉一样 ， 嗓子里边全是白的 。 ”她推断 ， 病毒感染的源头要追溯到1996年 ， 当时她做宫外孕手术需要输血 ， “医院那时候是混乱的 ， 从献血者身上抽了血就给你输上 ， 也不做检测 ， 血型一样就直接给输 。 ”
刘丽萍回忆 ， 她随即赶去临汾三院治疗 。 站在院艾滋病区的门口 ， 眼看标注着“病一区”的走廊长且阴森 ， 无底洞一样的绝望 ， “我想着我不要进去 ， 我一进去就真成了艾滋病人了 。 ”她忍不住在门口痛哭流涕 。
这时 ， 有护士领着一个女孩儿走在走廊里 ， “胖嘟嘟的 ， 大概只有七八岁 。 ”那是后来就读红丝带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之一 。 女孩儿跑到刘丽萍跟前 ， 盯着她看 ， “觉得你一个大人在那儿哭什么闹什么？”
护士告诉刘丽萍 ， 孩子是因母婴传播的 。 刘丽萍形容自己“忽然就平静了 。 ”
“我想这病孩子也会有？我至少已经有过几十年的健康人生 ， 而他们从出生起就完全没有选择 。 ”
郭小平说 ， 刘丽萍2005年5月开始在院治疗 ， 病情稳定后 ， 就来到“爱心小课堂”做志愿者老师 。
最初的“爱心小课堂”里有4个孩子 ， 2006年9月1日 ， 小课堂升级为学校 ， 孩子从4个增加至8个 ， 刘丽萍留下做了生活老师 。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刚开始 ， 授课老师特别难招 ， 没有编制 ， 只能请村小的民办教师 。 第一个外聘的老师待了不到一年 ， 与孩子们相处时戴着口罩、穿着白色医护装 。 第二个老师只待了一学期 。 孩子们想和老师亲近 ， 抱一下、拉个手 ， 都会被有意避开 ， “完全不发生身体接触 ， 不会直接碰孩子碰过的东西 。 ”
2011年 ， 红丝带学校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 ， 有了编制 ， 可以正式招聘老师 。 现学校有编制内老师十名 ， 编外老师及工作人员数十名 。
红丝带校内现有的28个孩子 ， 多在艾滋病确诊后受到当地教育系统歧视 ， 无法继续上学 ， 有的因为发病早 ， 到了八九岁还从未上过学 。
刘丽萍|我在艾滋病患儿学校当老师
图片

刘丽萍给学生发零食 。 新京报采访人员 冯雨昕 摄
数学老师贺延庆介绍 ， 许多孩子送来了 ， 得从认识阿拉伯数字教起 ， 更遑论简单的加减乘除 。 学习习惯也不到位 ， “乱拿别人的东西 ， 听到上课铃不知道进教室 ， 不愿意写作业 。 ”普通学校的一年级语文课 ， 两三个月就能教完拼音 ， 但在红丝带学校 ， 得反复教一年 。 要让孩子们跟上普通学校的学习节奏 ， 短则一年 ， 长则两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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