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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问“双百院长”咋能贪这么多？怕吗？

今年以来 ， 纪委掀起了深挖彻查医疗腐败的热潮 ， 引得社会广泛关注 ， 各路媒体不约而同翻出于2018年7月13日被判无期的“双百院长”王天朝一案（原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被控受贿100套住房、100个车位、另收贿金3500万元） ， 其所创下的医疗系统官员腐败的多项纪录 ， 之于两年后的今天仍令人震惊 ， 不可思议！纪委问“双百院长”咋能贪这么多？怕吗？。纪委问“双百院长”咋能贪这么多？怕吗？

据相关资料透露：问（纪检）：咋能贪这么多？答（双百院长）：我挡都挡不住 ， 好多房子车子办好了我都不知道 ， 我这个位置想不贪 ， 比登天还难呀！问：你怕吗？答：开始怕 ， 后来了解到院长们都这样 ， 我其实是小巫见大巫 ， 他们比我贪得更多、更久都没事 ， 唉 ， 怪我运气不好！……这一问一答 ， 网友的嘴巴估计快张到了下巴 。 一个公立医院院长为啥能贪这么多？为什么说公立院长这个位置想不贪 ， 比登天还难？凭什么说受贿“100套住房、100个车位”是“小巫见大巫”？中国医疗贪腐的上限何在？下面 ， 我们借助一些事实来试着解答这些疑问 。1 ， 医疗腐败持久性强 ， 已十数年之久近10余年来 ， 仅主流媒体报道的大案（不算自媒体及网友爆料）：2010年 ， 湘雅芦笋片事件（医生回扣占40%）；2011年 ， 葛兰素史克贿赂门（药价50%用于贿赂）；2013年 ， 漳州医腐案（公立医院100%涉案 ， 药价50%用于回扣）；2016年 ， 平安夜丑闻（涉沪、湘6家大公立医院、回扣占30-40%）；2019年9月 ， 安徽淮北医疗腐败窝案 ， 涉5家公立医院、40多个科室 ， 参与分配回扣的医生超百人；高值耗材回扣更为惊人：心脏支架1300元/个、起搏器4600元/套、胆道支架及植入器1500元/个……在近十数年的涉医疗腐败判例中 ， 医生基本上象征性退点钱就能了事 ， 而院长腐败99%都涉及药械采购的权力寻租 ， 参与药械回扣的利益分配 ， 王天朝15项受贿事实中7项涉药械采购 。2 ， 医疗贪腐基数庞大 ， 每年上万亿 ， 超军费近十多年来 ， 医院临床药品中标价普遍虚高10倍以上 ， 而中标价中包含了6成地下交易费用 ， 按当前公立医院药品年药采额1.3万亿算 ， 地下费用达7800亿 。 同时 ， 在“药占比”考核下 ， 医院为达标必须“做大分母” ， 即在药费不变甚至增加的情况下大幅提高检查、耗材、诊疗等费用 ， 这一主动增量费用约1万亿 ， 同理 ， 又包含约6000亿地下费用 。 上述地下交易费用约合1.38万亿 ， 以2017年数据对比 ， 过度医疗（滥用药械、过度检查）下的贪腐浪费超过了当年军费支出（10443.97亿元） ， 是扶贫资金（1400亿元）的近10倍 。显然 ， 王天朝的贪腐金额相较全国这一巨大基数而言 ， 充其量只是一个小黑点 ， 这是其“侥幸”乃至“不怕”的第一个重要原因 。3 ， 医疗贪腐面大 ， “双百”小巫见大巫近10年来 ， 医疗腐败牵涉面进一步扩大 。 据各地纪委监委信息 ， 2009年药品集中招采覆盖到基层以来 ， 医疗腐败从各大公立医院迅速蔓延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据医学界杂志报道 ， 几乎在王天朝同期 ，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江春光、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杨湛因受贿被调查 ， 而这种医疗系统“塌方式”腐败早在2013年的福建漳州就已闻名全国 ， 该市公立医院及1000多名医生全部涉案 ， 药品中标价的50%用于公关回扣 。再到近2年 ， 据医学界智库统计 ， 2018、2019连续两年“落马”的医院院长都超过了300人 ， 无一例外皆涉及药械采购回扣 。王天朝说“我这是小巫见大巫” ， 断然不是信口开河 ， 在全面腐败之下 ， 法不责众的“自信” ， 是王天朝“不怕”的第二个重要理由 。显然 ， “双百院长”曝光的只是医疗系统腐败的冰山一角 。 问题是 ， 如果一个领域的腐败是普遍且持续的 ， 如果一个行业的受贿者是敢说自己“不怕”的 ， 那必定不是某一组织或个人腐败行为本身的问题 ， 而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 ， “塘鱼皆死乃塘之祸” ， “坏的制度令天使变魔鬼” ， 医疗系统腐败只不过是不当制度下的一个结果 ， 倘若仅仅是就腐败抓腐败 ， 而不去反思制度的问题 ， 那么 ， 医疗腐败永远不会有消除的那一天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医疗系统的全面腐败呢？新医改以来 ， 有一种观念认为药械回扣等医疗乱象的根源在于医院的逐利性 ， 认为“医疗不能市场化” ， 只要“政府主导”、“去市场化” ， 禁止医院“逐利” ， 就可以解决医疗腐败等问题 。 基于这一观念 ， 有关部门对于药价实行全面管制 ， 并通过“两项政策工具”予以具体贯彻 。 一是 ， 政府主导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以药为例 ， 耗材同理） ， 通过行政力量确定一个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的采购价；二是 ， 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率” ， 以此破除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 。然而 ， 结果却事与愿违 。 其直接原因恰在于 ， “集中招标定价”与“零差率”这两项政策让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失灵 ， 倒逼药企全面转入地下的逆向竞争 ， 使得“高定价、大回扣”的营销模式成为药企唯一的生存法则 ， 谁不这样干谁就关门 。 具体来说：（1）“集中采购定价”让价格竞争失灵 ， 迫使药企开展地下交易竞争 ， 集采利用政府为价格背书 ， 让院长采购腐败能够规避责任所谓“集中采购”实际上并不采购 ， 只是“行政定价” ， 在药械采购价被政府部门集中招采事先确定的情况下 ， 药企在向医疗机构销售药械时就无法开展公开的价格竞争 ， 不得不选择地下交易的竞争 ， 即通过回扣刺激医生处方 。 对药企而言 ， 为提升回扣竞争力 ， 其必要前提条件是谋得“高价标” ， 从而预留足够多的回扣空间 ， 而“中高价标”的唯一办法则是攻关主导招标的有关部门 。 同时 ， 虚高的价格是通过集中招采确定的 ， 利用了政府给价格“背书” ， 在这种情况下 ， 药企、医院院长、医生都不用对虚高价格担责 ， 主导招标的部门也必然竭尽全力掩盖中标价虚高的真相 。据纪委公布的庭审内容 ， 王天朝15项受贿事实中7项涉药械采购 ， 然而 ， 在庭审中 ， 王天朝认为所涉药械采购犯罪事实是要通过卫生厅的招投标程序才能决定的 ， 自己并没有相应的权力 ， 王天朝以“我是正常履行职责”、“招投标我没有能力决定”回应法官的检控 。（2）零差率违背基本规律 ， 倒逼医方隐性获利在正常环境下 ， 包括药械在内的所有商品交易都遵循“采购价格越低、买方获利越多”的基本价值规律 ， 但零差率颠覆了这一规则 。 但是 ， 虽然零差率表面上取消了医疗机构公开的不超过15%的顺价加成（耗材同理） ， 但无法取消占据药价35%左右的地下回扣（耗材约20%左右 ， 但高值耗材价格空间更大 ， 回扣金额更大） ， 也永远不可能取消院长、医生在暗中牟利的本能 。 零差率要求医院以中标价采购并销售（平进平出） ， 药企在中标价被事先确定的情况下 ， 依然不能开展公开的价格竞争 ， 药械销量依旧取决于医生处方 ， 不搞“高定价、大回扣”就不可能有处方量 。对药企而言 ， “两项政策”的叠加作用令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失灵 ， 企业无法通过提升效率、降低价格、完善服务等正常方式获得竞争优势 ， 反而只能通过“高定价、大回扣”的竞争来存活 。 高价中标的药械要想进入医院 ， 首先要过院长及药事委员会这一关 ， 如果进不了医院的采购目录 ， 医生一支也开不了 。 同时 ， 两项政策“定死”了医院的药品采购价和零售价 ， 不允许医院二次议价 ， 这样反倒从政策上给虚高药价撑了把“保护伞” ， 令回扣更为泛滥 。新医改11年来 ， 公立医院的药品购销从出厂、入院直至售与患者 ，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利益链（以中标价计算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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