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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妈|“他人的哺育者”：近代上海奶妈的日常生活

作为人类历史上专门的女性职业 ， 做奶妈是底层妇女谋生的重要职业 ， 雇奶妈也是传统社会中常见育儿方式 。在传统崇尚亲缘关系的语境之中 ， 贵族及富裕人家的奶妈作为幼儿之食母 ， 与幼儿关系密切 ， 产生生理和情感的双重勾连 ， 受到儒家家庭伦理体系认可 。《礼记》中便有因“乳母以其乳养于己 ， 有母名” ， 为乳母服缌麻三月之礼制 。奶妈依凭与关键人物喂养之恩情 ， 建立起非血缘的人伦亲密关系 ， 为传统习俗所承认 ， 并以此编织自身、幼主、雇主之间跨阶层的人际关系网络 。在此意义上 ， 奶妈是联通底层与上层社会之重要渠道 。近代上海城市化进程开启后 ， 由于人口聚集方式发生变化 ， 而新旧交融、华洋混杂的近代上海 ， 奶妈群体的境遇呈现出丰富的样态 。
乡下来的奶妈：籍贯、收入与雇佣
在沪上的家庭里 ， 男主人出门在外 ， 女主人在客堂里打麻将 ， 奶妈带着孩子逛马路 ， 姨娘在厨房里烧饭成为沪上最常见的生活景观 。当时从事这一工作的妇女并非少数 。时人记载“大抵沪上人家 ， 十家有七八家雇用乳媪 。”而在苏州 ， “使佣妇 ， 雇乳媪 ， 十家内九家如此” 。
从来源地考察 ， 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奶妈主要来源呈同心圆状分布 ， 以松江和崇明等上海周边郊县乡村为最 ， 此外 ， 以宁波、绍兴、无锡、苏州四地数量最多；旁及扬州、徐州、安徽等苏北及淮河流域 。更远的湖广地区亦有远途奔赴上海谋生的奶妈 。由于上海租界中居住着大量外国居民 ， 上海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外籍奶妈 ， 主要由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上海的白俄妇女以及二战期间的犹太妇女组成 。和其他行业一样 ， 由于上海对苏北人的偏见 ， 江北籍妇女在上海奶妈中所占的比例极低 ， 同时受到极大歧视 。某些公馆在登报招雇奶妈时会明确提出“江北人切勿尝试” 。
奶妈|“他人的哺育者”：近代上海奶妈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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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日报》 1938年8月22日第4版招聘奶妈的广告根据现存的佣工介绍商业同业公会保留在册的少量“奶妈佣工介绍书”显示 ， 奶妈群体的年龄集中于20—40岁 ， 以30岁左右最多 ， 该年龄阶段的妇女占总数的70%以上 。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学生曾于1930年代初期对16个省内的近3万户农家进行了社会学调查 ， 计算出农村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17.7岁 ， 初次生育年龄为18.2岁 ， 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为6.41个 。由此可见 ， 大部分农家妇女在生育多胎后的中青年时段中才会进城从事奶妈工作 。沪上著名报人张友鸾曾将年轻奶妈的择业原因概括为两点 ， 大多数迫于生计骨肉分离 ， 少数则因为亲生幼儿夭折 ， 便利用哺乳期优势贴补家用 。就张友鸾亲身见闻来看 ， 因幼儿夭亡做乳母的“百分中找不着七八” ， 因此他认为贫困是乡间妇女做奶妈的根本原因 。
【奶妈|“他人的哺育者”：近代上海奶妈的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中依靠熟人网络的雇佣途径不同 ， 自1920年代上海迁入人口飞速增长导致城市化进程加速 ， 通过荐头店以及佣工介绍所等人力中介机构雇佣奶妈日益成为主要方式 。虽然熟人介绍模式更为可靠 ， 也可能节省高额的中介费用 。两种不同雇佣方式的各有优劣 。上海漫画家贺友直回忆1920年代沪上的生活琐事时认为荐头店可选择性多 ， 可以“挑挑拣拣” ， 雇佣符合心意的奶妈的几率也会提高 ， 但因“来路不清”充满了危险性；而熟人介绍虽然打消了不安全的顾虑 ， 但也因没有选择而不能使雇主满意 。
由于奶妈职业的特殊性质与近代上海家庭结构的变化 ， 奶妈的职责和地位较传统时期发生了变化 。就薪资待遇来说 ， 虽然奶妈的工资奶妈的薪酬和待遇较其他家庭女佣高出不少 ， 但与从事缫丝、棉纺织等行业的新兴产业女工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以1920年代初上海纺织业技术女工的薪资为标准 ， 一名熟练技术女工的月薪可达到大洋12-15元 ， 火柴厂和缫丝厂等非技术性行业女工的薪资为每月5-10元 ， 同期上海奶妈的平均月薪为5-7元 ， 总体低于产业女工 。但除固定月薪外 ， 由于奶妈工作的家庭属性 ， 日常饮食和住宿均由雇主负担 ， 无形中减少了日常开支 。加之民间风俗讲究给奶妈送礼 ， 清代竹枝词中就有“月二千钱雇乳娘 ， 外加首饰与衣裳 。荷包归主钱归彼 ， 还要天天吃肉汤”的说法 。从薪资、馈赠和开支等方面综合计算 ， 奶妈的收入高于产业女工及其他家庭女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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