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朴实、清芬的人格和文风( 二 ) 确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夏衍的跨媒体写作总是因应时代和现实需要，并在其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中得以展开和逐渐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夏衍总是转益多师、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并将自己独特的社会经历、个性特点和精神气质融入不同的体裁、题材和媒介之中，形成朴实、清芬的人格和文风。 “左联”时期，夏衍受瞿秋白的深刻影响，将报纸上看起来比较普通的新闻报道，通过改动和重写，使其成为一篇具有思想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控诉性”更强的文艺作品，并以此在新闻语体与文学语体之间自由转换。田汉也曾在《序〈愁城记〉》中明确表示，夏衍作为一个采访人员的修养，对于剧作者的他也是很有帮助的；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时代的敏感和对社会事象的熟习与洞察，夏衍也许就写不出《一年间》《心防》《愁城记》等优秀的现代剧，同时夏衍的时论或剧本，又都让人感到“一贯的挚切的忧时之念” 。

正因为如此，夏衍才会根据形势和需要，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身份并尝试跨媒体写作，至少在报告文学（《包身工》）、戏剧剧本（《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与电影剧本（《春蚕》《祝福》《林家铺子》）、电影理论批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代表了夏衍所在时代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创作的最高水准。

贰.探寻报告文学、舞台演出、银幕放映的不同特性

夏衍在跨媒体写作领域的巨大成就，不仅有赖于他的超出常人的勤奋和天赋，而且得益于他对独特的媒介特性的把握。

事实上，尽管报告文学、戏剧剧本、电影剧本甚或电影理论批评的撰写，表面上都是文字把握或文学表达，但他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些不同体裁的写作，真正面对的受众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读者” ，而是通过各种媒体想要获得不同感悟和启发的读者、听众与观众。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以及他在现代文学和戏剧电影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夏衍进入报告文学、戏剧剧本和电影剧本创作时，基本已与相应的社会群体、舞台和影院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对话关系。因此，文字写作的“文学性” ，总是跟社会关注的“公共性”、舞台演出的“戏剧性”和银幕放映的“电影性”相互交织、共同阐发。也因为如此，这种独特的跨媒体写作，必须建立在准确把握报告文学、舞台演出和银幕放映的媒介特性基础之上，亦即“为社会的写作”“为舞台的写作”和“为银幕的写作” 。

仅就“为银幕的写作”而言。电影是一种舶来品的艺术形式，当夏衍领导的“党的电影小组”奉命进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并撰写影评之初，他自己对电影作为一种不同于文学的媒介特性，应该是没有切身体会的。但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同样离不开夏衍等人对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影音载体的媒介特性的观念认同，及其在电影院里一部一部观摩、一遍一遍学习、一帧一帧分析所付出的超常努力。由于真正弄懂了电影的叙事、画面、剪辑、节奏、类型等之不同于文学、戏剧的特性，夏衍才能比较顺利地获得了影片导演和制片公司的信任，并以《狂流》《春蚕》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引领时代风气、创造影史经典。直到1958年，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这部“集大成”的电影剧作理论中，夏衍仍然是把电影剧作视为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跟戏剧和文学同中有异的一种专门的“业务”和特殊的“学问” 。

正是因为始终重视电影剧作自身的特殊规律和媒介特性，夏衍根据鲁迅和茅盾小说改编的《祝福》和《林家铺子》，才会以其极具电影性的观赏体验和银幕魅力征服海内外观众，成为电影史上朴实清芬、意味隽永的典范作品。